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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马尔骑上你的小天鹅才追上了什捷勃列诺克。不然，他也许走脱了，你懂吗？是你害了自己的同志！”
波佩连科嗯嗯直哼哧，声音古怪沉闷，象是在吞一个茄子。他的两个眼珠子凸了出来，呆住不转了。
“这是啥意思？”小鹰终于开口问道。
“就是这个意思。”
“咱是……咱是……难道咱会？……”
“会。要是眼睛少许看得远一点，何至于贪图那点花布！孩子们没穿的呀！孩子们吵着要啊！可是什捷勃列诺克的孩子向你要花布来着，啊？”
我一把抓住他的领子——手自动伸过去的，几个手指不由自主地抓紧了他的粗呢大衣。
“克里文季哈，你也不乐意记在你的帐上吧？谢麦连科夫呢？假如你冲到奥任去，他们也许不会死的。你害怕子弹了？你害怕自己受‘伤’？你可怜谁？孩子还是自己？”
他微微张开嘴巴，急促的呼吸直喷到我的脸上，我们眼清对着眼睛。看来，我开始光火了。有时火气一上来，我是昏天黑地的。
“阿勃罗西莫夫，你也不想回忆吧？关于他的消息，是你泄露的吧！你也没有想到吧？你看见桌子上有吃的，你就六神无主了吧？你这是可怜自己的孩子，啊？你别拿孩子招摇撞骗了，波佩连科！”
他连连后退，一直退到栅栏。
“咱有罪，”他嘟囔着说。“咱糊涂，咱不是背叛……咱嘛，……政治上……”
手指渐渐自动松开。但是波佩连科依旧佝偻着身子，紧靠在栅栏上站立着。我的火气不知怎的一下子泄掉了。我可怜他，这个白眉毛“小鹰”。怜悯，这是后方老百姓不成体统的感情。如果我有可能，我一定把波佩连科留在村子里，留在孩子们身边，让他抚养他的“近卫军”。村子里也需要男人，吓，多么需要啊！但我们眼下缺少战士。波佩连科加上他那支自动步枪，占格卢姆斯基打击力量的一半。至少，小鹰总会打枪吧。我今天可怜他，明天火烧鬼一准把全村杀光。假如他火烧鬼在林子里打败我们，发现袋子里运的……知道受了骗，那他一定发狂地报复。
怜悯有它坏的一面。
“你肯参加战斗吗？”
“肯。”
“记住，对你有特殊的要求。”
……他依旧鼓着眼立在栅栏的旁边，仿佛看见被杀害的谢麦连科夫、克里文季哈、阿勃罗西莫夫的影子在他眼前晃动。
我走开，让他想一想，让他自己决定。总不能老用军事法庭的名义命令他。
在铁匠铺附近我碰上了瓦列里克、马利亚斯和克罗特。他们三个正在茂密的柳树林和胡桃林里避雨。马利亚斯象个游击队员，大大咧咧的倒背着马枪，枪口朝下。好一个久经沙场的武士！但是他那张面孔泄了他的底，这是小把戏获准挡挡汽车方向盘而得意忘形的面孔。
克罗特铁青着脸，令人望而生畏。他的短上衣，束着一条军官束的宽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支带木壳的老式军用手枪。由于枪太重，皮带已经坠到肚子上了。枪柄上还有一条链条，钩住短上衣的挂钩，就象车站上公用茶杯吊在水缸上一样。他唯恐这件宝贝突然遗失吧？
我们这支队伍的军容并不很威武，作个仪仗队可不行。瓦列里克，不错，还象平常那样帅：一套紧身的呢料水兵服，里面露出了“海军魂”，无檐水兵帽，后面有两条长长的飘带，胸前挂着一支德国造自动步枪，口袋里装满了手榴弹，鼓囊囊的。看样子，他是刚从一艘沉舰上爬上岸的，此刻正准备在陆地上高价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手榴弹是克罗特拿来的，”瓦利里克说，他麻俐地把手榴弹往上一抛，然后象耍杂技似的一接——真有两下子！
“家底全扫光了，”克罗特解释说。“公家要用，还炸他娘的哪家子鱼呢！”
我一抓住沉重的、包着铁皮的门把手，克罗特马上伸过脖子来，他想往铁匠铺里瞧一眼。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几百万钞票是啥样子。
“拿算盘来，克罗特，”我说。
“算盘？……行、行。”
要搁在别的时候，他会一口回绝的。别人有求于他，他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善门一开，善门难闭呀。”然而此时此刻，是清点几百万钞票啊。
“还有秤，也拿来！”
克罗特急匆匆地走了，他那件上等料子、屁股上衬着皮子的加里弗式马裤，发出沙沙的响声。
在半明半暗的铁匠铺里——光线只能从顶棚上一眼小窗里透进来——萨盖达奇内和格卢姆斯基坐在摆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边。小桌上乱丢着好多红色三十卢布大钞，蓝色的、上面有个飞行员画象的五卢布钞票，绿色的，有个头戴钢盔的士兵画象的三卢布钞票。这都是农庄出售最后一批陶缸陶罐卖得的现款，
现在象一束束五颜六色鲜花似地堆放在一块刀痕累累的肮脏木板上。
格卢姆斯基脚下有两条长布袋。这种布袋，是德军掩埋队用来包装尸体的，上面标着号码，寄到需要寄去的地方。德国人精确得很哩。我仔细地看了看两条袋子，袋子里装着德国人包火药的玻璃纸。隔着厚厚布袋一摸，柔韧、厚实，就象一叠叠钞票。格卢姆斯基这个庄稼汉真会动脑筋！
“您清点一下，他们多半在格卢哈雷村附近，在林子里接我们，”我对萨盖达奇内说，“您有个准备，他们问时您好准确地回答他们。”
“我还用嘱咐吗？你们准备好了没？”
“差不多了。我天不亮去奥任，硬闯！”这是我对格卢姆斯基说的。“我带着自动枪手在林子边上等你们。我来同你们联系，他们在林子里隐蔽前进，落在后面一点点。”
格卢姆斯基点了点头。
“如果我不在林子边上，你们就回来。”
“嗯……嗯，”格卢姆斯基回答。
他阴沉着脸，用厚实的、扁豆一般的指甲，直抓桌子，他心里有什么想法，可他不想跟我讲。
房门吱吜一声。克罗特递给我一个算盘和一架台秤，秤上有一根很长的杠杆和一个可移动的砝码。他那石墨一般的黑眼珠子在桌上三十卢布的大钞，在两条布袋子上扫来扫去。
我把算盘和台秤摆在桌子上。算盘很不错，真正骨头做的。大概，克罗特象谢拉菲玛保存自己那本“星球大战”那样，把它保存在保险的地方。克罗特的大手白天干又脏又重的活儿，晚上就拨弄算盘的骨头珠子。为一个人服务，为哪个呢？……
“就便问一声，三百万卢布该有多重呀？”萨盖达奇内问道。他们兴趣上来，突然一问，我根本无法回答哩。
他如果问格陵兰人怎么用鱼叉叉鲸鱼，也同样能问得我目瞪口呆。我这一生，手里还从来没攥过一百以上的卢布呢。
“咱们大略称一称农庄的现款有多重，”格卢姆斯基建议说，“然后再一乘嘛！”
他用瘢瘢疖疖的手指搂起几张三十卢布、五卢布、三卢布的票子，用细绳一捆，放在台秤上称，移动法码……指针一抖也不抖。
“哦，对了，”格卢姆斯基尴尬地说。“咱们的合作社放在台秤上没分量。想当年，收帐人的皮包把肩膀都压歪了，那是在战前！”
“哎，亲爱的，”萨盖达奇内学着他的腔调说，“不管怎么说，我妈妈的宝石项链，重得压脖子，开完舞会，不得不擦油。那是在革命前！”
农庄主席和纠纷调解人兴致勃勃地互相对视着。
“应该说，你们的计谋并没有失去意义。”萨盖达奇内体谅下情地轻声说。“人们听到什么事，也不如听到什么地方有宝贝，或什么人有钱，更乐意相信了。心理的特殊现象！你们可曾注意到，最富有的人——那就是你们的邻居。多少次有人来找我，在我的地下室、地窖里乱搜乱翻，寻找祖传的珍宝……谁也没找到什么东西！你们问问克罗特，萨盖达奇内是何许人，他一定会说，房底下埋着几普特金子的大财主。”
“我不喜欢克罗特，”我执拗地又说了一遍。
“有啥法子？”格卢姆斯基急燥地说。“缺他，没法子实现咱的计划！”
“你还有什么计划呀？”
“这样的……如果你带着自动步枪手赶不到林子边，咱们照样向火烧鬼进攻，懂吗？一定要砸烂他！”
原来主席心里想的是这件事……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