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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弹的少年。格卢姆斯基没有别的孩子，他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只拉扯大一个塔拉斯。
“好吧，”我说，“请原谅我。”
“你不能光想你自个儿，你得看远一点。”主席嘟嚷了一句。“你还得闯好几道伤脑筋的关口，从萨盖达奇内那儿回来后，上奥任是不是也你去？”
“我去。说服古潘，也不是那么容易。”
“着哇，着哇。你以为，他们不封锁这条道路？他们都是傻瓜？”
他，格卢姆斯基，清醒地估计了情况，很难反驳。依着我，我想趁格纳特棉袄里的那张纸条还没送到地点的时候，立即动身去奥任，但是，不事先同萨盖达奇内谈妥，怎么要求古潘派人呢？我在这次运筹帷幄之中，要两次远行。
“我尽量想办法活下来，”我对格卢姆斯基说。
“话是这么说……可你也得为别人想想，你并不是光杆一个。”
他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的短外衣全湿透了，就象一块吸墨纸，把落上来的雨点子，都吸了进去。经过在采泥坑这一阵滚爬，这种粗呢外衣变成了粉红色。
“你多想想，”他说。
如果他没有这高瞻远瞩的目光，他也许当不成这个主席。但是我并不想考虑死。一个人迷信不祥的预感，那打起仗来势必左顾右盼。在战斗中越是畏畏缩缩，那子弹一定会找上你，这是成千上万人的切身体验、总结的前线真理。它被我原封不动地带到格卢哈雷村来了。
“我想，”我保证说，“我死不了的。”
“愿上帝保佑。”
……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在自己身上也找不到作父亲的情感。唉，在襁褓和啼哭声中又找得到什么乐趣？婴儿，不知为啥都是赤条条的，眉毛淡黄色，眼睛无表情，口角淌着口水；撒尿的时候，瞪着两只小眼，一副傻乎乎的严肃神态。为什么，这种小玩艺，女人喜欢得要命？要是我和安东妮娜也有……老实说，一想到这里，我感到甜孜孜的。大概，开始爱孩子的未来妈妈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孩子了。这是最近几天我在格卢哈雷村的又一发现。发现真多啊！值得活下去，真的。
我走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农庄主席的执拗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背脊上。我猜想，他还在琢磨将来要有个孙子的想法，也就是在琢磨我那个可能成为孤儿的儿子。
第六节
打仗这几年，格卢哈雷村人很快都学会了按照军事方式，按照前线方式，而不是按照农村规矩埋葬被打死的人。不点长明灯，不做没完没了的宗教仪式。一会儿轰炸，一会儿伪警察来搜查，一会儿大日耳曼军队来搞粮食征收…如今呢，本该太平了，可班德拉匪帮又来到身边。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闯进来，搞不好，还来不及下葬哩！
天近中午，加弗里拉岗上挖出了两个墓穴。小天鹅拉着大车，沿着垂柳掩映的大道走来，车上装着人们用自己仓促锯出的粗木板钉成的两口棺材。格卢哈雷村人拖成长长的行列，冒雨跟在后面——有的人顶着蒲席，有的人披着德国人的沙沙响的伪装罩袍，有的人有啥穿啥：还有些穿军大衣，有的穿什么天气都能穿的棉袄。我走在最后面，我不想扛着机枪，妨碍送殡的行列。谢拉菲玛拉着安东妮娜的手，走在她的身边。
马利亚斯回头望了我几次，对她的老婆悄悄说：“你听说了吗？陶厂挖出两布袋票子……几个‘愣头青’原来是挖这个呀！挖了半天，没找到。可格卢姆斯基挖出来了！”
马利亚斯老婆唉了一声，两只短手一摊，又捅了捅马利亚斯的腰，也回头看了几眼，仿佛要求我证实似的。在这一长列湿淋淋的人群当中，不时闪现瓦尔娃拉的短上衣。我们决定放她来送葬，是怕别人产生不必要的疑问。波佩连科提着自动步枪，走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瓦列里克手里拿着无沿帽，大步流星地跟在车后。有时，他的目光掠来掠去，寻觅瓦尔娃拉。也许，他在找寻同情吧！
在到达墓地之前，克里文季哈和谢麦连科夫两具尸体平排摆在一辆大车上；死神使他们亲近起来——两个人同在一个厂里工作，又是同时死在土匪的手里。看样子，他们会葬在一起的，但是，到了加弗里拉岗，他们就分道扬镳了：这里，在林立的十字架、方尖碑和小土丘之间，格卢哈雷村人各有各的祖传墓地，如同宅前院后的自留地一样，都有明确的界限。到这里，陶工被送到土岗的西坡，与他那早年故世的妻子去并骨，而克里文季哈被抬到东坡。
松鸦和老鸥在柳树和白桦之间，穿来穿去，声嘶力竭地啼叫。谢麦连科夫的墓穴，人们贪图省力，挖成了狭长形，活象环形防卫的战壕。两边有胸墙。加弗里拉岗上的土是黄沙土，很松散。虽说陶工们跟粘泥打了一辈子交道，但人们还是照规矩，把他们葬在干飒飒的沙土里。
“唉，不该死的时候，死了，”古稀高龄的戈列努赫孪生兄弟之一在旁边叹息地说。
什么时候是该死的时候呢？……战争使我们这些当兵的有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青年时代死最正常。前线上打死一个谢麦连科夫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我们倒要感到惊讶、惋惜：唉，老爹到这儿来干吗，他还应该活着嘛！
我看见安东妮娜那块黑头巾搭拉了下来，象帽檐似的遮住了她的额头。她笔直地立着，她身边是谢拉菲玛，姥姥佝倭着腰，显得特别苍老。我没有走到安东妮娜跟前去，大概，她此刻想一个人，更确切地说，想同父亲待在一起。他们相依为命，苦熬苦撑一十八年——这哪是人过的生活呀！此刻，谁也不应该去打扰她。
他们父女的关系，我能知道些什么呢？知之甚少。他们父女的深情，只在我面前展示过一点点，那是有一回，我听见陶工喊她：“安托莎”，当时，我就感到，这个名字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喜悦，多少辛酸呀！我还看到过，有一次。谢麦连科夫踏着转盘车，打磨一只精致玲珑的陶罐，他朝女儿转过头去，征求女儿的意见和支持。
我只能隐约地猜测，真正的父女或父子之爱，意味着什么。我只能透过自己惨淡的童年，听别人讲那些听不大懂的言语。谢拉菲玛姥姥太好了，但姥姥毕竟代替不了爹妈。对，我最好此刻不到安东妮娜跟前去。
马利亚斯和黑脸膛、皱着眉头的克罗特，把两根瘢瘢疤疤的木头杠子横在堑壕一般的墓穴上，杠子上面放上棺材，用绳子拢好。谢拉菲玛姥姥哇地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按照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宗教仪式数落起来：“你把这苦命的丫头扔给谁哟，”“你劳劳碌碌一辈子啊，”“娃儿们，他这家冷冷清清，谁来加热哟！”…在这个时刻，姥姥嘴里也不尽是骂街的词儿，人们听她这么一数落，也不禁抢天呼地地 哭起来。马利亚斯也哽哽噎噎地掉了眼泪。
我拄着机枪的枪筒站在一边。昨天亲身经历采泥场的一幕惨景之后，下葬前的仪式，已无法真正感动我了。眼泪只流了一点点。
安东妮娜木然僵立：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停一停！”格卢姆斯基突然喊叫起来，“你们停一停！让咱说几句！”
他来晚了，葬礼已经开始了。他浑身湿透，头发蓬乱。此刻正向岗顶爬来。大家立时停止哭声。格卢姆斯基要讲话，而且是他主动要讲话，这可是一桩新鲜事儿。即使在他当选为主席的大会上，他说的话也不满十个词。
“同志们！”格卢姆斯基开腔了。他从头上拉下那顶湿漉漉的无檐小帽，捏在五个红手指头里，当块破布揉搓着。
邻近一块方尖碑上的红星，高悬在他的头上——这方尖碑并不很高。
“同志们！今个儿咱们又埋葬两个乡亲，又是两个，同志们。你们都记得，打仗前，咱们这块坟地一点儿也不大，象一顶帽子，扣在加弗里拉岗上，还没有伸到谷地，如今呢？你们自己看见了！”
老太太们唏嘘 泣，人群里响起低沉的叹息声。
直到此时，我才看清这位主席身边是块什么样的方尖碑。“塔拉斯·格卢姆斯基”——在一块白碴胶合板上刻有八个黑糊糊的大宇。还有几个数字：“1926——1941”。此外，就什么字眼也没有了。既没有“英勇牺牲”，也没有“在同法西斯强盗的斗争中”。格卢姆斯基父子俩都不喜欢多说话，他们有话，宁愿闷在心里。
可是现在，他把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