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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马扎巴——乌克兰的叛徒。】
“唉，怎么对您说呢，伊凡·尼古拉耶维奇……”
她那乌黑的睫毛，天真地一眨巴，刹时遮住了那双凸出的天蓝色眼睛。
“他，火烧鬼，当然是个没啥了不起的男人……可问题并不在这里呀，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他答应带我走，我这个时代的女人怎么力、？男人在哪里？哦，家弄得舒舒服服，有吃有穿。可是没有男人，生活是空的呀。今天跟瓦列里克，明天又跟谁呢？又怎么生儿育女？”
我觉得，她没说谎。她在述说她的基本的、堂而皇之的生活原则。“她有自知之明”。
“他说，他娶我，他有钱，没钱，他就不是火烧鬼。这么一说，我的生活有盼头啦。两个人上没人认得的地方一蹲。人总能够浪子回头…那以后就好啦！”
“火烧鬼也能浪子回头？”
“为啥不能呢？也许，他能安分地过日子，再去找个工作……”
我似乎开始明白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浪荡女人。她瓦尔娃拉在竭力追求“有盼头”和“有根基”的生活。谁能保证给她有盼头的生活，她就跟谁。火烧鬼——这是她的男人。是答应同她这个婆娘生活在一起的当家的。至于他当土匪，那无关紧要。对瓦尔娃拉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家怎样对待她自己，其它都与她毫不相干。
“你要我留在你身边，可当真？”
她举起双手，两个巴掌在下巴颌旁边啪地一拍，拉开的胳膊肘为她那丰满、高耸的乳房，组成一个动人的框框。这女人多甜、多媚人啊。我记起，她的手掌，热烘烘的，象个暖手袋。
“哟，我的天，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我瞎扯这干吗？我一张条子也不想给那个火烧鬼送，叫他完蛋吧！……叫他去倒霉吧！你永远是我最喜欢的人。现在，这可是我作忏悔的话：如果你肯答应我，老天爷在上，我一定扔掉那个火烧鬼！”
是的，她回答我的话，真的象作仟悔。屋子里没供圣像，但瓦尔娃拉的第一个丈夫，红脸膛的杰烈沃扬柯同志，正在用他那洞察一切的慧眼看着我们。杰烈沃扬何同志是在浴室洗澡时，碰上空袭牺牲的，那年65岁。她，瓦尔娃拉，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土匪的同伙。啊！瓦尔娃拉，她除了给他送条子，还做他要求做的一切事情。假若我“答应了”，看来，她也会这么坚决、认真地完成我的要求。
她知道不知道？几个人就是由于她送去的条子才死的呵？
“哎，瓦尔娃拉，”我说，“如果火烧鬼把你带走，那宁卡·谢麦连科娃怎么办呢？你往哪儿搁她呢？”
她耸了耸了肩膀。
“当然喽，这丫头怪可怜的，”她说。“可那是她的事呀。眼下打仗，这种事儿多的是，我也顾不上可怜别人呀。”
我心想，她准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孩子。只是别人家的孩子，她不爱。但这种事儿，要在平常日子，非军事时期，谁也不会知道的。人们还会把她捧为贤妻良母的典范呐。她的小木房，或者公寓套房，一定收拾得井井有条。餐橱、餐具和其他东西，准是洁净锃亮，闪闪发光。
我同瓦尔娃拉来到院子里，我对波佩连科说：“你把她锁在板棚里，别让她出去。你跟着她，叫她回去拿点吃的和暖和衣服。”
“碰在法西斯伪警察统治年月，他们捉到帮咱们的女人，”波佩连科冷笑一声，“他们会给她暖和衣服！”
天上依旧洒着蒙蒙细雨。我同格卢姆斯基走出侧门。克里文季哈和谢麦连科夫两家院子里的哭声已经停止了，只是不时响起宛如锦涛拍岸的呼喊声。
“咋的，心头轻松了？”农庄主席问。“跟瓦尔娃拉谈过知心话，是不是轻松点儿啦？”
“不，”我说，“糟得很，糟就糟在比我想的简单得多。”
他拧着眉毛点了点头。
“要预备辆大车，把咱们的‘两袋子钞票’从陶厂运出来，”我对格卢姆斯基说。“再放放风，假戏要真做！”
“那自然，”格卢姆斯基说。“咱不懂，怎么的？”
我估摸，格纳特已经快到林子了。我们可千万别露出破绽啊！格卢姆斯基皱着眉头，阴沉地打量着我。从上到下，颦眉蹙额地打量着我。他在思量自己的遥远的心事。
“最好把两只袋子放在老爷府遗址，放在铁匠铺，”我说。“铁匠铺孤零零地座落在高地上，那儿容易组织环形防卫。这是防备万—……虽说他们未必敢来。”
“就这么办，”格卢姆斯基说。
他继续用他那眯缝着的小眼睛探究我。
“你去找萨盖达奇内，你估摸，“他们会放你过去？”他问。
“我想……我们正好检验一下，他们看了条子，是不是上了钩。”
火烧鬼，有充分理由放萨盖达奇内来格卢哈雷村“检点钞票”，然后向他问个清楚，才敢完全相信瓦尔娃拉的消息。这个旧警察，不经过核对，不会冒险行动。这就是说，土匪们应该把我们的使者，也就是我，放过去，去找萨盖达奇内。这是从我们这场游戏的规则推导出来的。但是，规则嘛，是我们定的，而不是火烧鬼定的。
于是格卢姆斯基说：“就这么，就这么干……”
下着小雨。蒙蒙细雨落下来，周围一切发出沙沙的响声，树叶子纷纷掉在湿漉漉的土地上，庭前花圃里的金色向日葵，都搭拉了脑袋。园子里铺了厚厚一层树叶，屋后的菜园，显得空旷，凄凉，我强烈地感到，除了那些抹得雪白的草顶小泥房里面还有一点温暖、舒适的气息，周围多少俄里之内，触目皆是苍凉、寒冷，荒无人烟的景象。谢麦连科夫家又有人数数落落地哭了起来，我听得出，这是谢拉菲玛的声音。
“就这么，就这么干”格卢姆斯基重复地说。“要不，咱去梨庄吧？”
“不行，同萨盖达奇内打交道，必得我去。”
格卢姆斯基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他知道，我和老头儿有交情。不过，我面临的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可你接着还得上奥任呀！”格卢姆斯基叹了一口气，接着提出一个与刚才的事情毫不相干的问题：“听我说，今后安东妮娜怎么办，啊？她一个人？让她住到咱……咱家只有咱同老太婆两个人，房子，在村子里边不算顶孬的。她会称心的。古人说得对，看着一个人受孤单，不兴不管，她如今是孤儿了。她命太苦了！‘在家受凄凉，不如上人家住客房……”
这可是长篇大论，富有诗意，激动人心的话语啊。这话自这位主席的口，确实很奇怪。我诧异地瞧了瞧他，他正拱着肩，缩着脖子，无精打彩地站在我的面前，活象个有办法的老啄木鸟。
“为什么不让她住在我家里？”我问。“住在我家，多少还有点理由。”
“你年轻，太随便，虽说……”
“又是二十五岁！”我说。
这个问题的讨论，本来到此可以结束了。可这位主席的眯缝着的眼睛里，流露出我闹不清的一种想法，他顺着这个想法，执拗而又坚定地说下去，来了个所谓迎头一击：“有了孩子呢？”
这句话包含着农民的明确而又合理的逻辑。同床睡了觉，你想想把，那可能有什么结果。
“有了孩子，就教养呗，”我摆着架子说，我觉着自己成了真正的男子汉。“都清楚了吗？”
“谢拉菲玛——老太婆了，你这家也很穷，“格卢姆斯基说，“你自己想一想。”
到这时，我才猜透他卖的什么药，我甚至一拍手，蹲了下来。
“喂，格卢姆斯基，你怎么的，准备给我出殡了，啊？”
到此时，我才闹清了他那不需脖颈帮忙，直接安在肩膀上的脑袋里牢牢扎根的固执想法和卓识远见。我们这位主席，这时节在观看一场精彩的电影——我的冰冷的尸体正在加弗里拉岗下葬，而安东妮娜却以守寡的儿媳妇身分走进格卢姆斯基的家，他和老太婆在照看孙子……
“主席，你什么事都看得这么远吗？”
“没啥好龇牙的，”格卢姆斯基说。
我本想用谢拉菲玛那一些话讽刺他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眼前浮现出那个向一群德国自动枪手投掷没导火线的手榴弹的少年。格卢姆斯基没有别的孩子，他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只拉扯大一个塔拉斯。
“好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