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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郑直非常愿意找到更多的合作者改变下一下杂志社的困境，如果说困境还言过其实的话，那就是让杂志社更丰腴一点。郑直和周路跟张丙王甲他们谈话时，会时常提到杂志发行虽然上不去，但杂志社并不缺钱，本来杂志的发行情况就不好，广告收入上不去。
尽管郑直和周路嘴上这么说，张丙和王甲心里也清楚，杂志就是不缺钱，但是不缺钱不等于有钱或者说有很多钱，更谈不上资金充裕。作为杂志的副主编怎么能不想让杂志多挣钱呢！周路之所以说话有份量，这么年轻就能和老郑分鼎还不是因为每期能拉来几个广告？
说起报刊杂志的发行，张丙太有经验了，
这经验倒不是编杂志搞发行的经验，而是报刊发行的难度。每年一到报刊征订的时候，市委政府都要发文，发文件虽不是强迫征订，既然发文件下面就得重视，“像对待政治任务一样搞好发行工作”，这不还是强迫吗？尤其到了乡镇一级，对报刊的征订真是深恶痛绝！包括臭名昭著的《人民日报》，还有许多报刊杂志，一级一级往下压。报刊来了，有的连大信封都不拆，直接就扔进垃圾篓里，纯粹是垃圾。用不了几个月小山似的报刊杂志就当废纸卖了。那扔得也是钱啊！上级下达的任务，钱让上级挣了，下级就当是进贡了。每当报刊征订的旺期，张丙都会接到下面关系不错的人的电话，托张丙找领导说说能不能少订点报刊，有的甚至说，我们把钱给你行，可千万别寄报刊了！这些情况都是张丙亲眼看到过的。郑直他们的杂志更是无人问津。尽管杂志社的工作困难重重，但不能说杂志没有影响，“中央”的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有些领导人喜欢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了发文章有的领导人还托关系。你想啊！每期的杂志篇幅有限，不托关系有时文章还发不出来，这就是郑直他们所说的“杂志不缺钱”。尤其是一些老干部对他们的杂志情有独钟，或写写文章或经常翻翻。为此王甲曾经疑问张丙：老郑他们的杂志有人看吗？纯粹是垃圾。
张丙说：有人看，肯定有人看。这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就像吸毒成瘾的人一样，习惯停不下来，这就是精神作用了，如果确实是一种精神不能抗拒的话，那就保持了下来。
王甲说：幸亏我从来不读这种报刊。
张丙说：还有，就是谁写谁看，写谁谁看。但老郑他们的杂志多是发一些领导人的文章，因此与领导人有关的老干部等也就有看的了，由此得出结论，老郑他们的杂志确实有高度。
光有高度是不够的，如果再有了深度，郑直他们就更丰腴了，这个深度按张丙的所说，并不是学。究气的论文，而是另一种发行方面的“深”。
郑直和周路对张丙的分析极为肯定，气氛更加热烈，对有经验的人都愿与之为伴。
郑直说：搞一搞另一种形式的发行。
周路说：我有一些关系，像中组部中宣部都很直接，这些资源你们可以利用。
这也正是张丙和王甲希望做的，利用“中央”杂志的影响，变变形式深入地搞一搞发行。虽然杂志的影响是所谓的比较虚，但是级别高，就像“某某级”的待遇一样，这是实的。领导干部有人愿意写有人愿意看这就是实的，尤其是一些老干部你要不让他看，他绝对不能接受，《红灯》不能灭！在他们心里那就是精神，是旗帜。尽管“世风日下”他们无能为力，但再让心中的明灯熄灭了那是万万不能的。
心里想的话张丙是不会说出口的。
张丙说：杂志还是有影响的，你们和杂志的位置都很高，这就是很好的资源。
王甲说：在一些具体的操作上，张丙和我也许会更直接更熟悉一些。
郑直和周路感觉张丙和王甲说的话很合乎情理，再看张丙和王甲的态度这么廉虚，心里感到很舒服，就说：互相补充吧。
说到关键的主编什么时候看报告，又有些把握不准，通过是肯定能通过，就是说不准主编什么时候看，主编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多事情就不再做多余的考虑，比如像今天他们所说的让杂志更深入地搞搞发行，对主编是无关痛痒的事，只要路线正确，其它都是第二位的。至于变变形式的想法，具体的情况也没法给他说。只要大方向把握好了，主编就放心了。
看来事情的进展还要有耐心，急是没用的。郑直和周路已经习惯，你张丙和王甲甚至包括赵丁也得习惯，这样步调才能一致，步调一致了事情办起来可能就更顺利一些，反之，操之过急，很简单的一句话：这事先放放吧。你就得推翻了重来，又得需要打另一个报告了。
吃完饭，张丙和王甲提议娱乐娱乐。周路说，那就打两局保龄！大家找地方一起打了几局保龄球。分手时，郑直说：主编那里有了消息我就打电话给你们。张丙连忙答道：谢谢啊！
黄金搭档
张丙和王甲俩人的默契多年前就形成了。当年成立诗人协会最初也只是王甲的想法，王甲特别讨厌纪律，喜欢一些松散的组织。平时喜欢看诗写诗，就想如果有一个团体把诗歌爱好者组织起来，不定期的大家在一起聚聚，这种聚会既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也没有硬性的规定和任务。王甲喜欢这种方式。这个想法王甲给张丙提起过。王甲说过去也就说过去了，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王甲说过之后并没有去具体实施，张丙却记在心里了。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自己所处的工作位置，成立这样一个协会，都有很多优势。张丙性格比较细，组织能力强，王甲虽然郎荡，但说不准什么时候脑子灵光一现，就有异想出现。相对张丙王甲性格粗一些，有些好的想法说过不去落实第二天接着就忘了。
有了好的没想，张丙就很认真地分析分析，有些想法是不是真正的好，是不是可行。仔细研究以后，张丙就打定主意，然后很逻辑地一条一条计划周到，一项一项落到实处，有些事情俩人通力合作，有些事情该张丙办的张丙来办，有特别适合王甲完成的王甲就办了。张丙做事计划性强，但一点不死板，这一点比王甲灵活的多，王甲提出办诗人协会后，具体怎么办他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而张丙通过各种关系开始布置，包括注册登记，安排活动等等。王甲竟问：诗人协会还得注册啊！可见他并没有就此当做一件大事来考虑，实际上能办成每一件事都不是随口说说那么简单，再想把一件事情办好，就更不容易，而张丙就是那种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成第一流的那种有思想的人。
当诗人协会的诗人们正在苦思冥想构思诗歌作品的时候，当很多农村的穷孩子作为诗歌痴迷者心疼得从裤兜里掏出仅有的十元钱加入诗人协会并把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成光宗耀祖的事而激动的热泪盈眶时，张丙和王甲已经把写诗这件事暂时放下了，俩人已经认识到还有比写诗更有意义的事，那就是有那么多的“诗人”需要俩人来管理了。
通过协会找赞助，是张丙事先计划好的。跟王甲一说，王甲一点头绪没有，王甲说：上哪找赞助去？感觉这种行为似乎距诗人很远的事。
张丙通过关系找到市里银行的负责人，邀请银行行长任协会的名誉副主席。行长这一关通过了，最主要的还是下面一些各县区银行的负责人，一看有上边领导人的支持，事情很自然就答应了。当年的银行正乱呢？钱也好要。现在回想起来，张丙和王甲都十分感慨：那时的赞助真好拉！银行真有钱啊！
不只是银行的钱好要。蓬勃兴起的个体乡镇企业的钱也要的很容易，原因是企业老总腰包刚刚鼓起来，正需要宣传需要让腰包变得更鼓，给老总拍个照片，写出几百字的介绍。王甲抽出点时间跑一趟就搞成了。所以王甲现在还有出门带相机的习惯，当然这一切都是张丙事先安排好联系好的，绝不是毫不计划之举。必须做到只要王甲去事情已经说妥了，这才能去否则还不如不去。
有一家个体企业想贷款，看到诗人协会有银行支撑着，就主动与张丙王甲示好，通过张丙和王甲的关系贷到一百万元，人家当时就给了张丙和王甲五万元。五万元当时绝不是小数目，这件事具体是由王甲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