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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
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啥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
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
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
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
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
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
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
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
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
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
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刘一
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了，
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
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将近30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
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
五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
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
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
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
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
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
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
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
脑后捆起来。金先生是从文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
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奇大无比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
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
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
表叔自己记性也非常好，但谈论现代科学所引用的数字明显地不准确。尽管是
在聊天，孩子们却很认真，抓着辫子就不放手，说爷爷今天讲的数字很多相似。表
叔自己有时发觉了也会好笑起来：“怎么我今天讲的全是‘七’字（七十辆车皮，
七万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调来搞文物，七个省市……）”
“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管”他的人员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
莫展。
我说他的非凡的记忆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年轻朋友是无有不佩服的。他曾为
我开过一个学术研究的100多个书目，注明了出处和卷数以及大约页数。
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
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断代信口讲出来。
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40年的小说生涯越来
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笔蝇头行草的
长信，他给我三点自己的经验：
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士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
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这几十年来，我都尝试着这么做。
有时候，他也讲俏皮话——
“有些人真奇怪，一辈子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不奇怪；写得不好倒真叫
人奇怪。”
写小说，他真是太认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文字音节上，用法上，一而再
的变换写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
六
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他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
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
我知道，这种允诺是不容易兑现的。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
品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
他也谈音乐，我怀疑这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他清不清楚？
但是明显地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阐述得非常透彻。
“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
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义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地笑爷爷吹牛，他们说：
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气，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
大力士。
（以上摘自《太阳下的风景》）
七
从文表叔在反右前夕出过一件有惊无险的巧遇。
那时“引蛇出洞”刚开始，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表叔这个人出于真心诚
意，他完全可能口头或书面弄出些意见来的。他之所以一声不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
赌气救了他。
“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办事处开了一个在京的知名人士的约稿或座谈
的长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恰好著名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他隔
邻，他发火了。他觉得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就拒绝在那张单子上签名。
我没有听说过他喜欢京戏，高兴的时候曾吹牛用过几块光洋买票，看杨小楼、
梅兰芳的“别姬”，我半信半疑。即使是真事，他仍是逢场作戏。否则，看见自己
的名字跟小翠花这京剧大师排在一起时就会觉得十分光彩。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呢？
由于京戏的外行而失掉了“向党提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以后不致于变成“向
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小翠花京剧大师救了他，他还不知道。
曾有一位文化权威人士说沈从文是“政治上的无知”，这不是太坏的贬词，可
能还夹带着一点昵爱。到了2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治的无知”已成
为普遍的群病，那位文化权威身陷囹圄浑身不自在时，笑余之暇，不知有否想到当
年对沈从文的政治评价？虽然至今我认为他还是说得对的。只可惜在历史的嘲讽中
他忘了自己。
八
钱钟书先生有次对我谈起他：
“从文这个人，你不要认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
迫他试试！……”
这是真的。
倒也是对了。如果解放以后不断地写他的小说的话：第一是老材料，没人看，
很容易扫兴；第二，勉强学人写新事物，无异弄险。老媳妇擦粉打胭脂，难得见好。
要紧的倒是逢到“运动”，抓来当“丑化新社会”，“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典型，
命中率一定会是很高的。
当时下决心不写小说，恐怕他也没有太多的“预见性”，不过只是退出文坛，
省却麻烦而已，也免得担惊受怕。
这个决心是下对了。
30多年来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出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