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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土地和能源状况也永远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汽车消费。一本无用的执照本，
以资金和人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即使不诱发盗车一类的犯罪念头，也只能成为
很多人好歹也“酷”过一回的纪念凭证。
没有人会对这种人格残疾负责。在当今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
经济和文化的自由至高无上，如果“酷”一类的文化符号在什么地方产生什么剥
削、压迫乃至摧残效应的话，是没有理由要求某某文化制作者来承担责任的——
你甚至找不出他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当然，你可以反抗这种文化入侵，比方说你有可能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
态度，对外来文化的霸权扩张给予激烈阻击，就像法国人抵制好莱坞，原教旨主
义抵制摇滚。但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同样可以是一种文化虚构。冷战结束以后，
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降温，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便最有可能成为新
的文化题材，新的文化品牌，成为有些人激情、风头、振振有辞和学科地位的新
支点，并且同辛普森案件和瑜珈功一样走上电视的黄金时段。如果政治集团需要
的话，完全可以把它用来凝结和巩固自己的利益群体，用来打击或肢解自己的利
益对手。事实上，不同大国之间相互“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兴奋，文化分
离主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为热点。由于CBS 、BBC 一类传媒巨头身后伟
大的西方背景，有关分离的符号爆炸当然更多地被输往波黑、车臣以及其他什么
地方，而不是在纽约——尽管纽约的民族类别更为多样，族际隔膜的程度也未见
得轻微。一种肤色，一种教派，一种语法，一桩常见的刑事案，眼下都成为分离
主义的根据。奇怪的是，分离各方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实际上越来越趋同的经济
体制、政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还有各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跨国化”现象，作
为刚刚爆炒于电视黄金时段的题材，为什么突然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
要在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间找出差异，要在纽约人和费城人之间找出冲突，其
实也不困难。在一种可疑的夸张之下，这些差异和冲突有朝一日是否也要变成仇
恨和战争的合理依据？
一句古老的谚语指出：如果你把什么人当作敌人，这个人就真成为你的敌人。
这句话可以换成另外一句：如果传媒符号书写出敌人，我们的周围可能就真的有
了敌人。敌人的意识完全可以构造出敌人的存在。
“妖魔化”一类的文化制作，当然很难说是出于诸多传媒的刻意阴谋。由某
一些制片人、广告人、报纸、多媒体、教授、歌厅、服装师以及街谈巷议所组成
的文化工业鱼龙混杂，各怀心思，步调有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它们一
般情况下并没有共谋的恶意，只有各自寻常的私心。它们一会儿把美妙无比的全
球一体化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人类亲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民族国家之间
实际上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会儿又以怒火熊熊的民族主义、文化分离主义
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民族敌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人类在今天实际上正在
出现的文化融合和利益共同。它们这样做，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别出新招，猎奇哗
众，在市场上开发时尚并且争夺收视率一类文化份额。时间长了，它们甚至成了
一些平面的技术人、空心人，并无自己的确定立场，陷入各种虚拟现实的符号迷
阵之中而无力自拔。
文化已经自由了。自由的文化创造不再面对铁窗和劳改营，承担着人类良知
的不定期苏醒，而商业性的文化工业也在自由地群雄竞起。文化工业不可能完全
摆脱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介入，即便在一种较好的情况下，它充其量也只是一
种立场暧昧的文化，没有立场的文化——如果说还有立场的话，那么立场只有一
个：利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一个文本和符号超常生产和存积的“传媒
资本主义”时代，它常常是一列制动闸已经失灵的火车，是一头谁也管不住的九
头怪兽，从总统到老百姓，包括文化的制作者们本身，很多时候都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符号化的巨无霸向前狂奔，不知道它将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 52 */第三部分第二级历史
“酷”在中文中已有了两种含义：以前只是“残酷”、“严酷”的简写，现
在又多了一种相悖的解释，即“好极了”、“棒极了”。
有些人正在欢呼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很“酷”的时代，欢呼市场经济和民主政
治所代表的现代化大潮正在征服全球，并因此而断言“历史已经终结”（日裔美
国学者福山语）。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某种现存知识体系所能感应到和
呈现出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已经逼近诸多有缺憾的选择中较少缺憾
的一种最终选择。只是放开眼界来看，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有关历史
的知识的终结。历史还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识将其感应和呈现。如果我们把目光
投向身边，投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现实动静，比方把目光从人的自然性价值
需求，转向人们当下更为活跃的心理/ 文化性价值需求，转向与这种价值需求相
伴生的文化工业及其对个人行为和民族境遇的深刻影响，就不难发现另一种千头
万绪的历史远未终结，甚至可以说刚刚开始不久。我们还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
只能困于眼下的臆测和猜度，但这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只能证明我们还缺乏描
述它的语言和逻辑，比如我们熟悉运用的计划/ 市场、专制/ 民主、左/ 右诸多
两分理论模式对它已经力所不及。
它依然直面着财产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只是这种分配，将以符号化财产和符
号化权利的分配为隐形主导。它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为主题，重构我们的各个
生活要件，布设新的利益格局，启动新的冲突和解决过程，向我们洞开一个个更
多成果也更多风险和灾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它失去理性的控制，如果我们的
符号书写同样失去了真实和真诚的牵引。
相对于福山的历史而言，它是第二级历史。
我在两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词：它确实很“酷”。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 53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1 ）
托马斯是美国一个聪明的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
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他看来，一个
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
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惟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
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
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多重文化身份。
那一天下雨，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阴道由衷赞美，于是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
眼。他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蔬菜统统污染含毒，
相信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也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
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虽然他侨居十载还只能说中文而说不好法语，只
能在那里的华人区混生活。
我理解这样的谈话。他必须夸张，必须在我这个萍水相逢的同胞面前夸张，
否则他怎么能为他的十年漂泊作出解释？怎么能为他丢弃学业而在异乡的商场里
打工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也很不满意，但不愿意以智商去迁就谣言。我不愿意把
谣言当作批评，但也不愿意用同样夸张的手法来为中国争一个体面，以便让自己
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国内的日子变得优越一些、更加顺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给演
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斤斤计较的评比活动，
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达并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当白人
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的时候，当白人雇主对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
摔出桌外的时候，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的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
人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