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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税，无异于一种压迫欲望的侵夺。他们即便对崇高保持惯性的客套，内心的怀
疑、抗拒、嘲弄以及为我所用的曲解冲动却会一天天燃烧如炽。这没有什么。好
心人不必因此而悲哀，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下”的诊断。事实上，特定
条件下的利义分离，作为理想一时冷落的主要原因，同样不会恒久不易。
舍利取义是群体的需要，却不是个体的必然。宗教有一种梦想：使大众统统
成为义士和圣徒。每一种教义无不谴责和警戒利欲，无不指示逃离世俗的光明天
国，而且奇迹般地获得过成千上万的信众，成了一支支现实的强大力量，成为历
史暗夜里一代一代的精神传灯。不幸的是，宗教一旦体制化，一旦大规模地扩张
并且掌握政权，不是毁灭于自己的内部，滋生数不胜数的伪行和腐败；就是毁灭
于外部，用十字军东征一类的圣战，用宗教法庭对待科学的火刑，染上满身鲜血，
浮现出狰狞的面孔。
左派的“文革”也是一种宗教，也曾经有改造大众的宏伟构思。他们用世界
大同的美景，用大公无私的操行律令，用一个接一个交心自省活动，用清除一切
资产阶级文化的大查禁大扫荡大批判，力图在无菌式的环境里训练出一个特殊材
料做成的没有任何低级趣味的民族。这场运动得助于它的道义光环，曾经鼓动了
人们的激情，甚至使很多运动对象都放弃了心理抵抗，由此多少掩盖了运动当局
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种种不智。但一场以精神净化为目标的运动，最终通向了世
界上巨大的精神垃圾场。比较来说，当时的人们还能忍受贫穷——毕竟比战争年
代要强一些，人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失去对革命的信任。人们最无法容忍的是满世
界的假话和空话，是遍布国家的残暴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是特权贵族奢华生活的
真相大白。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当年，都有铭心的记忆。时间流逝，常常使以前的
日子变得熠熠闪光引人怀恋。某些左派寻求理想梦幻的时候，可能会情不自禁地
举起怀旧的射镜，投向当年一张张单纯的面孔。是的，那个时候路不拾遗，夜不
闭户，贫有所怜，弱有所助，那个时候很少妓女、吸毒和官倒，那个时候犯罪率
很低很低，但这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即便说明当时的人们较为淡泊钱财，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淡泊钱财没有什么了不起，钱财只是利益的形态之一。原始人也
不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赖以生存的神佑和人肉。下一个世纪的人也
不一定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信息、知识、清洁的空气或者季风。我
们无须幼稚到这种地步，在这个园子里争夺萝卜的时候，就羡慕那个园子里的萝
卜无人问津，以为那些人对白菜的争夺，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拥抱。
“文革”当中，利欲同样在翻腾着，同样推动无义的争夺——只是它更多以
政治安全、政治权势、政治荣誉的形式出现，隐蔽了对住房、职业、级别、女色
的诸多机心。那时候的告密、揭发和效忠的劲头，一点也不比后来人们争夺原始
股票的劲头小到哪里去。那时候很多人对抗恶义举的胆怯和躲避，也一点不逊于
后来很多人对公益事业的旁观袖手。我能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参加过很多下厂下
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但为了在谁最“革命”
的问题上争个水落石出，同学中的两派可以互相抡大棒扔手榴弹，可以把住进了
医院的伤员再拖出来痛打。我还记得，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
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
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
善待过我。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那是一个理想被万众高歌的时代，是理想被体制化的强权推行天下武装亿万
群众的时代。但那些光彩夺目的理想之果，无一不能被人们品尝出虚伪和专制的
苦涩。
那是一次理想最大的胜利，也是最大的毁灭和冷却。
/* 44 */第二部分完美的假定（6 ）
七
都林的一条大街上，一个马夫用鞭子猛抽一匹瘦马，哲学家尼采突然冲上去，
忘情地抱住马头，抚着一条条鞭痕失声痛哭，让街上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从这一天起，他疯了。
格瓦拉会不会疯呢？——如果他病得最重的时候，战友偷偷离他而去；如果
他拼到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他的赞美者早已撤到了射程之外；如果他走向刑场
的时候，才知道根本没有人打算来营救，而且正是他曾经省下口粮救活的饥民，
充当了致他于死地的政府军的线人。
吉拉斯会不会疯呢——如果他发现自己倡导的改革，不过是把南斯拉夫引入
了一场时旷日久的血腥内战；如果他记忆中当侍者的老人，后来不过是成为异国
他乡的难民；如果他思念中的拉货或站岗的青年，后来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巨商，
呵斥着一大群卖笑为生的妓女，而那些妓女，一边点着闪光的小费一边大骂吉拉
斯“傻冒”。
理想者最可能疯狂。理想是激情，激情容易导致疯狂（比如诗痴）；理想是
美丽，美丽容易导致疯狂（比如爱痴）；理想是自由，自由容易导致疯狂（疯者
最大的特点是失去约束和规范）。理想者的疯狂通常以两种形态出现：一是“文
革”，二是尼采。“文革”是强者的疯狂，要把人民造就成神，最后导致了全民
族的疯狂。尼采是弱者的疯狂，把人民视为魔，最后逼得自己疯狂。“他们想亲
近你的皮和血”，“他们多于恒河沙数”，“你的命运不是蝇拍！”……尼采用
了最尖刻的语言来诅咒自己的同类。这种狂傲和阴冷，后来被欧洲法西斯主义引
申为镇压人民的哲学，当然事出有因。
尼采毫不缺少泪水，毫不缺少温柔和仁厚，但他从不把泪水抛向人间，宁可
让一匹陌生的马来倾听自己的嚎啕。我也许很难知道，他对人民的绝望，出自怎
样的人生体验。以他高拔而陡峭的精神历险，他得到的理解断不会多，得到的冷
落，叛卖，讥嘲，曲解，陷害，也许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最后只能把全部泪水
倾洒一匹街头瘦马，也许有我们难以了解的酸楚。马是他的一个假定，一个精神
的 …1 ，也是他全部理想的接纳和安息之地。他疯狂是因为他无法在现实中存在
下去，无法再与人类友好地重逢。
他终究让我惋惜。孤独的愤怒者不再是孤独，博大的悲寂者不再是博大，崇
高的绝望者不再是崇高。如果他真正透看了他面前的世界，就应该明白理想的位
置：理想是不能社会化的；反过来说，社会化正是理想的劫数。理想是诗歌，不
是法律；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蓝图；是十分个人化的选择，是不应该
也不可能强求于众强加于众的社会体制。理想无望成为社会体制的命运，总是处
于相对边缘的命运，总是显得相对幼小的命运，不是它的悲哀，恰恰是它的社会
价值所在，恰恰是它永远与现实相距离并且指示和牵引一个无限过程的可贵前提。
在历史中的很多岁月，尤其是危机尚未震现的时候，理想者总是一个稀有工
种，是习惯独行的人。一个关怀天下的心胸，受到一部分人乃至多数人乃至绝大
多数人的漠视或恶视，在他所关怀的天下里孤立无援，四野空阔，恰恰是理想的
应有之义。一个充满着漠视和恶视的时代，正是生长理想最好的土壤，是燃烧理
想最好的暗夜，是理想者的幸福之源——主说：你们有福了。
美好的日子。
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走入了熙熙攘攘的街市，走入了陌生的人流，走入了
尼采永远不复存在的世纪之末。我走入了使周围的人影都突然变小了的热带阳光，
记起了朋友的一句话：我要跳到阳光里去让你们永远也找不到我。我忘不了尼采
遥远的哭泣。也许，理解他的疯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理解人的宿命。
理解他写下来但最终没有做下去的话，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
性。
在《创造者的路》一文中，他说：
他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