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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莫斯科的主教办事处的官员站在我写字台前几步远的地方。
“至圣的主教大人让秘书打来电话说，他对不能前来克里姆林宫深表歉意。但是，他很高兴明天能在他的特罗伊茨住地见到你。如有事转告，敬请吩咐。”
“请转告主教大人，我接受他的歉意，”我说，“还请转告他：民警局苏维埃大楼接待来访者的时间是从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哨兵会送他进来的。”
官员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眼。
“请弄点墨水来，瓶子里干了。”
“你要红色的吗？”他满有把握地问我，看来，他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只喜欢红色。
“黑色的，它代表君主的颜色。再拿几张纸来。”
这次谈话是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进行的。我在那里一边等着主教的到来，一边就法衣圣器室被窃之事给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写调查报告。
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办公室毫无差别。笨重的文具和在旧俄时必备的摆设——“宝鉴”占去办公桌的一个。“宝鉴”是一个三棱镜，上面贴着做为永久法律和法令的著名的彼得大帝的敕令。
“……如果人们都不守法，或者如同玩纸牌，愿出哪一张就出哪一张，那么，即使把法律写在纸上也是白费。世间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然而，某些现象尚存。一切邪恶将受到真理的惩罚。”
“宝鉴”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发黄，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新的。
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倒进墨水瓶里。他确信，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就退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无论是调查报告，还是提纲，我过去都没写过。我搞过宣传，坐过牢，在集会上做过演讲，打过枪，可是写报告……尽管在我面前摆着克贝尔和卡尔塔绍夫的报告样本，我仍然是提心吊胆地去迎接这种陌生的工作。
“兹向您报告……”头一句话似乎还行，往下就越写越糟。我被那些烦人的“这方面”“那方面”“上述”“下述”之类的用语弄昏了头脑。我一连撕了好几张纸，而调查报告仍没写出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我连早饭还没有吃，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正在倍尝创作之苦时，接到了雷恰洛夫的电话，他要我两点钟去见他。这表明，不是在两点半，也不是在三点，要在两点整，准时去见他。
有时，我觉得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反驳那句谚语：俄国人的每一个小时都要长一些。在他的概念里，这一个小时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毫无差别，也同样由六十分钟组成。
一般来说，绰号总是暗示着一个人的某种不寻常的特征。雷恰洛夫以绰号“帐房先生”而出名，这是指他过分认真、守时和严于律己。
我们是在一九○四年认识的。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
我参加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被控告有罪，有可能被处以绞刑。但是我很走运。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总而言之，我只被判处流放。
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当然，他指望重判。那是个胖子，患有多血症，家庭里正闹不合，上司对他又有成见。而他又遭受到新的挫折……
“别难过，”我安慰他，“听说，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
“您是不会死的，”他忧伤地说，“年青又健康，面色白里透红。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那里是省会，知识分子又多，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都清楚。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
没有把我留在“西伯利亚的彼得堡”，而是打发到萨马尔斯克村去了。不过，我觉得那里的确是不坏。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之后，当监号变成了从事秘密工作的住所时，流放就变成了休息。我住在阿尔秋欣的父亲家里，帕尔芬季·萨佐诺维奇是位严肃而认真的男子汉。老阿尔秋欣开着一家手工作坊，他同儿子们和女婿们一起生产省里最好的车轮钢箍，以厚实耐用著称的雪橇滑铁和 轭——这些东西被称为“阿尔秋欣牌”产品。我也在这间作坊里干过活，那正是雷恰洛夫同新的流放伙伴一起来到萨马尔斯克村的时候。
当然，我马上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那是在早晨，而到晚上，当然我干完了活去看他时，房间已经变成了雷恰洛夫式的了；一件多余的东西也没剩下，只留下了必不可少的物品。墙上用图钉按着一张时间表（依我看，这些图钉是雷恰洛夫从莫斯科带来的，在萨马尔斯克村的店铺里买不到）。
“这是日程表，”他解释道，“为了不沉沦下去，应当立即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流放期间特别需要管束自己。”
“管束自己”是雷恰洛夫喜欢使用的一个词。
“正象你见到的，这上面一切都作了规定，”他说。确实，墙上的那张纸把一天的时间都预先安排好了：有做早操，吃早饭和在作坊里劳动的时间；有学习外语和政治经济学的时间；有同流放的同志交往联系的时间。最令我震惊的是，睡眠时间不是六个小时，或者说多一些——七个小时，而是六小时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把我降服了。
“我给自己规定的睡眠时间不是六小时三十分钟，而是六小时三十五分钟。”我一木正经地开着玩笑。
“不，”他严肃地回答道，“多余的五分钟毫无用处，这已足够了。”
我毫不怀疑，这张划得整整齐齐的作息表迟早要作废，如果不是一两天，顶多也只能坚持一个星期。可是我想错了。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半年时间里，雷恰洛夫只有一次没有遵守作息时间。这事发生在二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美人儿罗扎·什捷伦准备从萨马尔斯克村出逃时。逃跑计划，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雷恰洛夫拟定的，他事先把意料之中和意料外的消况都估计到了。在我提前离开托波尔辛那时，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
然而，十月革命后，雷恰洛夫更令我钦佩。他担任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后，坚守自己立下的规矩，毫不让步。当时国有化、没收、私有的固定财产转归公有、酗酒闹事、集会、游行、抢劫、盗窃和凶杀满卷着莫斯科。区苏维埃抱怨犯罪行为在增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公用征收部门要求把那些破坏商业法的店铺收归国家管理；住宅苏维埃坚决要求民警局尽快地把正在罢工的国家公务人员从公共住宅中轰出去；清洁工联合会申请发给武器……下指示、打电话、收发公文、长得犹如冬夜般的委托书、搜捕、例会、会议……
在市苏维埃的顶层阁楼里，原总督私印的餐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划着格子的大纸——民警局苏维埃主床的作息时间表。要求、指示、例会和各种会议犹如撞在花岗岩峭壁上的狂涛恶浪冲击在这张纸上，向四处散去。
雷恰洛夫在莫斯科是唯一善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巧妙地支配自己时间的人。他用某种神奇的办法去完成一个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必须要做的一切事情。
妒嫉，当然，是不好的，可是我妒嫉雷恰洛夫。
我重又看了一遍写好的调查报告。我觉得开头部分似乎还不错。我签了名，并写上了日期。
列·鲍·柯萨切夫斯基写给莫斯科市民警与苏维埃主席的调查报告（摘录）
……从附上的那张由珠宝匠克贝尔开列的清单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的物品，如果不把胸前佩戴的袖珍十字架，珍珠和宝石计算在内的话，共有一百九十一件。损失总值——三千万金卢布。
许多圣像上的金银饰片、金质或银质祭杯、教堂主教们佩戴在胸前的镶宝石的圣母像、牧首手杖上的蛇形把手、手提香炉和沙皇的各种贡品都被窃走。
六顶牧首法冠，四件主教法衣和沙皇棺木罩布上的装饰物也被摘走。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盖棺布上拆下了八极十字架，上面镶着拜占廷帝国时代的小巧精致的金质圣像和缀着珍珠的绿色天鹅绒镶边。
鉴于乌斯宾大礼拜堂的许多宝物转移到牧首法衣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