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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的并存与对立是苏联文学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苏联文学中的两种倾向》（董晓）一文对这个事实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苏联文学中的乌托邦依附于官方主导意识，因而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反乌托邦虽然长期为官方所不容，但始终在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与乌托邦精神角力，双方的力量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中。三十到五十年代，乌托邦精神在苏联文学中占据着绝对上风。反乌托邦则以潜在（如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格林等的作品）或显在（如阿赫马托娃、布尔加科夫等的作品）的方式与乌托邦相对抗。．“解冻”时期，人道主义的复归，对现实的批判及对历史的反思使反乌托邦精神空前高涨，它与乌托邦的对抗也渐趋公开化。停滞时期，乌托邦精神以“生产题材”等新的面目再次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主导精神，而反乌托邦亦不得不借助于“道德题材”作品与前者抗争。自苏联改革开始后，随着原有官方意识的土崩瓦解，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而反乌托邦精神通过其载体——回归文学、反思文学和侨民文学等再度兴盛。
阅读全书不难看出，以上几篇文章的叙述似乎更侧重于思辨加文本分析。书中对苏联文学的另外三个侧面——苏联时期的战争文学、苏联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心态批判及苏联文学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则更注重通过对大量文本的列举、解析来进行考察。在《苏联战争文学——回顾与思考》（陈敬咏）中，作者细致地梳理、总结了苏联时期不同阶段战争文学的发展脉络及特点。在《苏联文学与民族文化心态批判》（汪介之）中，作者层层深入地论述了苏联作家们对民族文化心态的严峻审视。而在《苏联文学与俄罗斯传统》（童道明）中，作者以散文般优美的抒情语言，揭示了苏联文学在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讽刺性的艺术方法、人物心理刻画以及道德批判等方面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传承。
苏联文学遁入历史已经十余年，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客观地回顾那段历史，《苏联文学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从多个角度和侧面思索并把握苏联文学总体面貌的契机。但是，要对这段往事做出完全公正的评价，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信这本书会带给这条道路上的艰辛跋涉者们以许多有益的启迪。
（《苏联文学反思》，刘文飞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38。00元）
传统文化的口腔化批判
蒋劲松
老实说，我对于作者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位愤青时，也同样沉浸在弥漫本书的全盘性反传统情绪之中，今天看来则未免失之片面、肤浅。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要说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好书。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举世公认，今天经济繁荣，市场发达，更是在继承、发掘古老饮食文化传统之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全方位引进外国饮食文化，并且加强自主创新，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与饮食业经济繁荣交相辉映的是，所谓美食家和“写食主义”的异常兴盛。一时间，所谓“酒文化”、“饮食文化”歌舞升平，俨然一副太平盛世再现辉煌的意思。
然而，李波先生这位自称“没有执照的历史学家”，却能独具只眼，在觥筹交错、喧嚣浮华中，洞见一触即发的重重危机，以批判的眼光冷静地审视中国饮食文化中丑陋的种种表现。更有意义的是，在李波先生笔下，饮食文化批判还具有更加广阔深远的文化批判的方法论价值。在他笔下，食欲、饥饿、味觉、器官、咀嚼、烹饪、礼仪、酒、美食家等食文化元素都化为“坐标系”、“显微镜”和“解剖刀”，来窥视和解构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国民性……他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中国人主要靠味觉在认知自己，认同同类，认知这个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这一命题是一个能够产生丰富文化研究成果的富矿。作为一个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课题，个人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下去，甚至像福柯的“性史”、精神病院研究那样产生出极其丰富成果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2003年SARS流行的悲剧所触动，并进而从对中国饮食文化丑陋积习的反思和批判不断深入到对国人口腔文化的全面批判。出版之后，作者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本书从2004年的《吃垮中国——中国食文化反思》，到2005年修订扩展为《吃垮中国——口腔文化的宿命》，书名的变迁体现出作者思考深度的不断推进。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对作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本书作序。按照他的观点，中国文化之所以缺乏超越性，“身体化”、“口腔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标志。精神世界的过度身体化和感性化，往往使得中国文化中缺乏形上追求，常常显得那么的“唯物”和“现实”。好处自然是中国文化中少见西方历史上压抑人性的狂迷。那种为了宗教教义分歧而互相残杀的悲剧在中国历史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了某种形而上的理论分歧而将思想家烧死的惨剧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难想象的。套一句常说的话，那些理论“能当饭吃吗？”这句犀利的反问体现了中国文化务实稳健的特征。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之过度的身体化，使得中国人常常回避死亡的问题，自我欺骗道：好死不如赖活着。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的根底在于道家。道家中高明者固然可以领会老子“身为大患”的道理，体悟庄子“死生一如”的境界，但大多数国人念兹在兹的还是庸俗化和歪曲了的道家理念，不是看似虚无缥缈的长生久视，羽化登仙，而是实实在在的能活一天算一天。所以，才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那是要把平时饮食男女的生活全盘搬上天的。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应对之策居然是撒开了吃，可见吃好喝好就是人生的意义。难怪中国缺乏系统发达的追求形而上超验目标的本土宗教，也缺乏系统发达的近代科学文化。
总体来说，在西方人看来，吃仅仅是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因此主要关心食物的营养，附加在饮食上的文化内涵并不很丰富。科学和宗教等具有超越性的文化因素则吸引和消耗了西人更多的热情。相比之下，中国人在饮食上就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了。作者犀利地指出，“吃是中国的国教。”正因如此，几乎中国文化的所有智慧都与饮食烹饪密切相关。例如，治大国如烹小鲜，调和鼎鼐既是大厨的烹饪手段，又是良相的治国功夫。清明政治源于公平分肉，尊卑有序、主客和睦的礼仪来自进餐的规矩。
由于中国文化过度感性化，在某种程度上能不能“当饭吃”变成了事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有意义的最高标准。于是，为了口腹之欲，活生生的生灵就完全沦为“物化”为“人间一道菜”了。书中不厌其烦，一一对比了“十大名菜”与“十大酷刑”，两者的惊人相似，反映出国人在美食诱惑之下的残忍和麻木。酒文化的过度发达，同样往往让国人丧失了直面严酷而丑恶的现实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