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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一计不成，退而求其次。他向上级要求，把公司35％的利润归在联想员工名下，由公司自己决定在创业者和后来者之间如何分配。有趣的是，这就绕开了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这两个大障碍。因为作为唯一的股东，中国科学院拥有处置企业利润的权力，当然也可以批准柳传志的要求。柳就这样得到分红权，他当即在公司员工中做出分配。在当时，这些都是纸上之兵，没有分掉一分一厘。柳传志只不过要财务人员将这笔钱逐年登记造册，载入每人名下。无论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们还是企业的员工，都觉得这是在画饼充饥，不当一回事，只有柳传志看出此中价值。他相信这是走向财产归属之途的第一步。
既然有了第一步，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走向既定目标。他从这里开始，又走了7年，终于在2000年把公司35％的股权归属员工所有，也让他自己以及和他创业的同伴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千万富翁。其具体操作的程序，则是将这部分股权作价1？6亿元，然后将多年积累下来的那笔红利倾囊而出，一举购得。这一过程最好地证明，柳传志这个人是好高骛远和脚踏实地的绝妙结合体。他有足够的决心和忍耐力与旧制度周旋，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都是后话。现在让我们回到1994年，看看中关村如何高举起那面时代的旗帜。
这个行业的本性是没有国界的，现在它却大张旗鼓地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在我们国家掀起来的高举民族品牌大旗的浪潮中，中关村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技术主流的重要转折，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关村不再仅仅是外国微机的大柜台，而且还是一个广阔的、不断成长的经济王国。老一代的政治经验仍然有用。它的作用是游说政府、勾结权力、组成联盟、平息这个王国的潜在阻力，最终能够保障它的成长壮大。企业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于会赚钱，更在于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去赚钱。
前文所述中关村的舆论转向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现在有了新进展。1994年5月第一周，杨元庆在北京发布联想微机E系列的那一天，总工程师倪光南率领一支队伍来到上海，用了三天时间，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意向，共同建立一个微电子设计中心。有证据表明，这一计划曾让公司上下兴奋不已。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因为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它在计算机产业的技术链条上属于高端产品。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中关村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杨元庆统帅的微机阻击战和倪光南策划的芯片研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这两人都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技术垄断地位的挑战，只不过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挺进制高点。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中国人在开放年代发奋图强，大举拆除贸易壁垒，进入世界市场的步伐也相当紧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90年代中期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在这样一种舆论的诱导下，中国芯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刺激着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家都不得不回归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和技术。从一开始，中国的崛起就面临着技术匮乏的窘境。它的基本推动力首先来自资源的投入，它每年消耗全世界7？4％的原油、25％的氧化铝、27％钢材、30％的铁矿石、31％的煤、40％的水泥。然后，在意识到资源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被挥霍之后，它便试图拿资本替代资源，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国内规模庞大的储蓄和国债，以及每年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外国投资，使得它的资本替代战略颇为成功。中国人由此在90年代建设起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业，有超过80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外国人给予中国世界工厂的声誉，中国人自己也以中国制造而自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席卷整个世界已有多年，但是这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却始终不曾进入科技的时代。它在20年前曾发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10年前曾宣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即用科技替代资源和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但是直到今天，它在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仍然少得可怜，甚至还赶不上它用来大宴宾客和为官员购买轿车的支出。它的产品所依据的技术，有超过80％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人们把这叫做拿来主义。
说到获取新技术，中国人有三种基本的方法：第一，先购买，然后模仿。迄今为止中国市场上大部分新产品，从轿车到电熨斗，都包含了这样两个过程。学者笼统地叫做跟随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说，跟随战略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传奇。而官方有个通行说法，叫引进先进技术和国产化。第二，偷窃，然后假冒。这也是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它集中于计算机软件、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世界著名品牌，并且在90年代后期一度达到顶点，乃至侵入90％以上的计算机软件和80％的音像制品。它给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以及长远的损害。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详细述说。此外还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创造。大约从1994年夏天开始，它在全中国成了一个如火如荼的话题，直到今天。
中国芯是中国创造这一话题中的最激动人心的部分。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的热情日愈高涨。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世界市场上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血流成河。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抗争，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在表达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他们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还许诺政府将无偿拨付巨额资金供研究者使用。
整个形势都在驱使联想担此重任，而它看上去也真是义不容辞。倪光南的上海计划显然是应运而生的。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冷静下来。此人尽管在内心深处有着很强烈的民族情结，热衷政治，自诩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对企业比对国家更加关心。在他的心里，公司利益高于一切。而这正是新时代的公司精神。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投资，估量市场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开发芯片需要先进技术、有效的管理体系、高水平的开发人员以及足够的资金，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你就算做出来了，能不能卖出去？在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他断然写道，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远未达到进军核心技术领域的时候，更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既定格局。企业家的选择和科学家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
这个想法既机敏又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