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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寻窝下蛋的小姐不同，他们安静了许多，也矜持了许多，他们或端直地站着，或斜倚着栏杆，但眼睛却都在人群中扫描。阿青告诉我说，那就是传说中的鸭子。
突然，音乐声由平缓转为激越，咚咚的鼓点震撼着人的鼓膜，舞台上的灯光全亮了。色彩斑斓的光柱旋转着扫过人群的头顶，又扫过人群的头顶。人群中传出一大片女声尖锐的叫喊，争先恐后，不约而同。那些激动的女子一起高举起双臂，人群中一片手臂的树林。节目开始了。
二十一 那晚是我第一次走进福州的迪吧。以前，我喜欢的是静静地呆在酒吧的一角，静静地呷着有点苦味的咖啡，或者有点辛辣的酒，慢慢地清点着自己的心事，期待着会有一场艳遇出现。而那晚，我才知道了，福州还有这样别具一格的夜生活。
今天回想起来，那晚长达几个小时的节目我大多都忘记了，只记得舞台上一个男子的表演和一个女子的艳舞。
丰满的舞女走到我的面前，突然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阿青，她笑了笑，露出两个雪白的尖尖的虎牙。然后，继续向前走去，最后坐在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大腿上。中年男子惊惶失措，举起双手，连忙扭过头去。舞女嘻嘻笑着，一手拉开男子的裤子拉链，一手掏男子的腰包，男子大喊“不不”，人群中一片嬉笑声……
舞女又走上台去，向全场观众送过飞吻后，一摇一摆地走向后台。我听见主持人—一个戴着眼镜的胖子介绍说，她的名字叫阿莲。
在南方，阿莲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我不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有多少女子叫这样的名字。
2005年的这个夏天，我和阿青相依为命。福州虽大，我们却如同生活在空旷浩瀚的沙漠中，经历家庭变故和感情打击的我们更加珍惜共同拥有的时光。就像在漫漫寒夜中一样，我们倚靠着互相取暖，互相安慰对方，等待着温暖和幸福的曙光染白东方的天际。
一个月后，当我去闽北一个小县城采访时，因为暗访脱衣舞，我遭到了黑社会的追杀，终于死里逃生。
那次采访时，在街边靠墙搭建的一顶帐篷下，我正在用一大碗拌粉干津津有味地填充着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突然听到了从饭摊前路过的两个当地农民的对话，一个年轻的给年长的介绍说，一家宾馆的顶层现在正在上演脱衣舞，好看得不得了。职业的敏感迫使我放下饭碗，悄悄地尾随他们，我知道，这又是一个好线索。
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座五层楼高的宾馆，门口叉腿站立着两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头发染成了黄色，穿着裤脚很宽的牛仔裤，显得流里流气。几个一看模样就是当地农民的男子急急忙忙地跑进宾馆，一步两级台阶地向上攀越，嘴里遗憾地念叨着开演了开演了。我跟在他们的后面，一直爬上楼顶。在四面由木板遮挡的简易房屋门口，只要交10元钱就可以进去。一名三十多岁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女人在收钱。
走进木板房，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房间里拉亮了电灯，窗户全部用厚厚的被子遮挡得严严实实。由木板搭就的简易舞台上，五名女子全身赤裸，在音乐声中，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会儿双腿劈叉。她们的动作居然配合默契整齐划一，显然训练有素。台下静悄悄的，每个人都睁大了双眼，张大了嘴巴，忘记了说话，头随着她们在舞台上的移动忽而向左，忽而向右。
脱衣表演持续了几十分钟。
我穿过走廊，走进厕所，从墙壁上方的小窗口看到观众都下了楼梯，卖票的中年妇女和那几个充当看守的男子也不见了。我悄悄地溜出来，又走进了那间小木房里。用布帘隔开的后台，杂乱不堪，换好了衣服的女孩子或躺或坐，一个个表情木然。某个舞台上裹着轻纱的女子已经换上了牛仔裤，坐在最外边的木箱上，她双腿修长，异常漂亮，却眼含忧伤。我悄悄地说，我是记者，我能帮你吗？她疑惑地望着我，突然流下了眼泪。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她急急擦干泪水，又恢复了刚才的呆滞表情。我看见她的脖子后有一块青色的伤痕。
我站起身，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踱着脚步。一个脸上有着伤疤的男子走进来，他蛮横地抓着我的衣服问，跑这里干什么？我故作轻松地说，想认识你们的小姐，她们出台吗？那男子推了我一把说，出去出去。唾沫星溅到了我的脸上。
我走下楼梯，看到每一层都有几个面目可憎的男子在把守。他们看着我，目露凶光。
走在小县城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我心中一片怆然。各种叫卖声将这个正午炒成了一锅黏粥，手扶拖拉机冒着滚滚黑烟开来，人力三轮车摇摇晃晃远去，人们都在忙碌着，可是他们知道吗？就在他们身边的那幢楼里，有几个女孩子正在受着黑恶势力的控制……
然后，我找到在那个县的线人，他本来给我提供的是一家企业改制而被贱卖的事情。我说，救人要紧，我要救那些女孩子。他很不乐意，我说，我是记者，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而袖手旁观，我会违背自己的做人准则和职业道德，我会一辈子感到良心谴责。
我决定去报警。
我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危险很悲壮的事情，也许我会在这里被打被杀，黑社会做事从来不讲江湖规则，他们杀个人就像杀只鸡一样随便而轻率。我突然很想念阿青。
我拨通了阿青的电话，她很赞同我的想法，一再叮嘱我，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和她随时联系。我心中一阵温馨。对于一个弱小的女孩子来说，她不能帮我什么，但是只要有她的牵挂，我就很幸福很满足了。
下午，我找到了警察。
警察听了报警说要组织警力，要我等着，说，等会儿和你一起去。你带路。足足等候了十几分钟，警察才说，好了，一起去吧。然后下楼，门口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顶上的警灯蒙着一层尘土，车上还有两个冷若冰霜的警察。
面包车启动了，他们问我，是哪里？向哪边开？我说了那家宾馆的名字，他们说，没有听说过。我奇怪了，小小的县城，屈指可数的几家宾馆，作为警察的他们居然没有听说过。
我只好用左右的方向来指挥着这辆像个哮喘病人一样摇摇晃晃声音很响的面包车。刚才在院子里，我发现了好几辆本田和桑塔纳警车，而他们就要偏偏使用这辆举步维艰勉为其难的面包车。
县城不大，十几分钟就走到头了。面包车在那家宾馆的门口停下来，我带着警察爬上楼顶，然而，那木屋里已经人去房空。地面上只残留着慌张搬迁时的破凉席、臭袜子、擦拭过的卫生纸。
那个警察很生气，他盯着我问，人哪？人哪？你举报的人哪？
我还能说什么。那些女孩也许现在就被藏匿在宾馆哪个房间里，也许正被那些打手看管着，但是我还能说什么。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突然感到极大的恐惧。我想赶快离开这里，离开县城，离开他们管辖的这块“一亩三分地”，越快越好。
我说，我要走了，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还请你们把我送到我住宿的宾馆。我说，现在他们肯定已经盯上我了，你们必须保护我的安全。
二十二 我孤立无援，我恐惧万分。
面包车只把我送到通往我所住宿宾馆的岔路口，就再也不愿向前开了。他们说，郊外有一起打架事件，他们要去处理。然后，掉头，一溜烟地消失在县城纷纷扬扬的尘土中。
我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宾馆。我必须抢在黑社会知道我的居住地前离开这里。冲进三楼的房间，我抓起背包，一步三级台阶地跳到一楼。经过一楼一间正在打扫的房间门口时，我看见宾馆门外走进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脸上有伤疤的男子。我闪身进了房间，示意清洁工别吭声。我听见他们被前台服务员拦住了，他们报了我的房号，说是我的朋友，然后就上楼了。我急忙跑出宾馆。
然而，站在大街上，四顾茫然，这个偏僻的小县城连一辆出租车也没有。看不见的令人恐惧的杀机正在步步逼近，而我却无法逃遁。
我只能跑进一条小巷，一条脏兮兮的满身泥巴的小狗追着我叫，我一脚将它踢翻了，它夹着尾巴很委屈地跑走了。小巷没有一个人。我跑到尽头，才发现这是一个死胡同。我翻墙而过，掉落在一片长满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