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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里小小的盘算计较，亦分外有一种亲切。而配给则如昔时长安上元夜，皇帝请客，满城士女看灯，经过五凤楼前各领饮御酒一杯，或如今时民间仍有的清明节领豆腐猪肉，去众家山上拔笋，回来笋也分得，映山红花也折了一筐。怎样的自由买卖，怎样的配给，各取所值或各取所需，总之是除了办法还要有人世的风景。
人情物意的美好只是生于礼。 井田时代的事，齐桓公责楚子、“尔供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是以来问。”一到了是礼，连茅草之微亦可以这样隆重，而车服宫室之富亦仍只是个不玩人、不玩物。
包茅的说法是，堂前有嘉宾，主人陪著在说话，家里的妇人与小孩皆觉得晌午的光阴如天如地，新妇出来到客人面前安箸布菜，檐下初夏的天气照映得人的眉目和杯盘都是新的。客人问她话，她笑著回答，主人和她说话，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气与谦逊。 一只盘子里齐齐摊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兰芽，白里隐隐带青，是一种最清洁的颜色，而所谓白茅缩酒，即是撮几茎放在杯盏里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觉得这白茅亦真的与众不同了。
井田是成立了中国人的福慧双修。慧是中国人能与逻辑亦调笑游嬉，没有服从真理那样的话。西洋人的精神传统是奴隶主的傲慢与奴隶的卑屈，以及对世界的无亲，所以他们的真理亦说像光线的不可弯曲，人要对之屈伏而不以为耻，共产党杀戮千万人，及任其去自然消灭，亦只因视真理的残酷为当然。但傲慢即是不好的，傲慢的真理亦不好。卑屈即是不好的，对真理卑屈亦不好。中国没有过奴隶社会，故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德是可以喜爱的，孟子亦说以善养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凡百东西，除了准确不准确还有好不好，若只准确而不好，那还是不对的。真理至多不过是准确。 但还有更高的境界是好，惟中国有这好字，与欢喜相连，是吉祥喜庆的。
中国还有个巧合的巧字，这好字巧字与印度的妙字皆为西洋所无，而好与巧又比妙更有现实的事理。西洋是从奴隶社会以来，什么都是资本在起带头作用，一切办法与命令皆从上头来，凡百都有个缘故可以查对。中国则井田之世，众业众人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并非谁所造作，却像从满园花枝的春光摇荡里自然流露出来，连知识与感情都是诗经里国风那样的风，来得无因无由，是故中国人每会得无端忧喜，又会忽然有了办法，这即是巧。能无端忧愁，放在高位亦不丧其志，能无端欢喜，故惊险亦如惊艳，能无因无由的忽又有了办法，故不堕劫数。
西洋人惟有从他们的历史得来的知识，真理之神成主义，矛盾统一律，必然与偶然，个人对团体要牺牲不要牺牲等，皆是其阶级社会的反映。中国却有礼乐，礼实而乐虚，礼经而乐权，静则为礼，动则为乐，礼者尚别，乐者尚同，能正能奇故能变，这就把那些哲学的问题都解脱了。而礼乐即起于井田之世，华夏的产业广衍，处处人家鸡犬之声相闻，如大海水大平原的但见日月山川容与回环，虚实动静同异奇正皆是从这容与回环才有。
西方世界劫初成时
却说埃及巴比仑的商业愈单独凸出发展，愈破坏了全面产业的一体和谐，乃至商业自身亦愈集中于几种商品的尖端，范围缩小到只是香料、珍宝、高贵的织物及奴隶买卖，与大众的需要无关，对于全面产业则更无益处。这商品种类的狭隘，严格限制了交换的对象，内地市场很快就不够用了，还得要外地市场，于是激起对外贸易，且改变商人与地主的关系。 前此商业资本的积蓄依靠地租，又因商品种类狭隘，买卖的对手亦只可找地主，商人与地主原这样结得牢牢的，后来却商业资本的积蓄渐渐到了能独立的程度，不必再依靠地租，又因发展了对外贸易，不必专靠本地的地主做买卖的对手，如此都市乃离开地主的统治，自由了。自由都市是商人可以自由统治的都市。
商业的支配威权到了都市，在人事上有些地方不能直接，便成了像神的辖治，因此看中僧侣，由他们来代行。这就出现了僧侣政治。
于是手工业亦来投靠。手工业是随著商品种类的狭隘化而亦专门化了起来，越发脱离了全面产业，只得跟商人一同搬场。而一搬搬到了自由都市里，手工劳动便渐渐成了奴隶劳动，因有许多不过是兼做做手工业的人不能也来，惟有奴隶无牵无挂，便由他们来做了手工业的新队伍，而手工业因此乃更从别的产业得到了自由，可以完全听从商人的吩咐。
自由都市之前虽亦已有奴隶，但只安插在原来的生产关系里，其劳动地位未即确定，及至自由都市，奴隶劳动才在手工业里正式成立，而且影响到农业，连农业亦学著以奴隶劳动为主体，是这阵风浪把剩下不多的自耕农亦一齐扫荡了，故奴隶劳动更加速了土地集中。
农村的出现奴隶制，是因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皆从农业分离出了，农业失了副业，就贫穷下去，自耕农与佃农皆变得不能维持，不能不集中土地由奴隶来耕种。 养奴隶像养牛马，生产成本低，而以许多土地来养少数奢侈的地主，比养许多家自耕农及佃农还更合于经济学的原则。 如此，自耕农就出卖土地，而佃农则或降为奴隶，或仍保持佃农的身份，却照奴隶劳动的标准来加租。
地主倒是靠此与商人多了一笔奴隶贸易，而且奴隶劳动的田场势必是商品化的生产，如此乃确定了地主的新身份，先时他还能与商人平行，现在则只是商人的助手了。
自由都市是如此建立了它的经济规模，有手工业与农业生在奴隶劳动上面，结成商人与地主的新关系，而手工业主则多由商人自兼。僧侣是因其比地主更无产业的利害关系，而有自由都市人的俏，有他来代行商人的意旨，商人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可是僧侣政治成立得并不很久，在巴比仑大约不过二三百年，在埃及还比较长些，商人渐渐对它不满意了。原因是发生了三个问题：一、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这样狭隘，不能与一般物产交换，对方只可用黄金与奴隶来偿付，久后这两项亦像外汇的用光了，买卖就不能活泼进行，惟有想法子去征服这班对手，用政治力量向他们征收贡物，强制其执行对外市场的收支及物产交流，来挽救商业机能的萎缩。 二、几个自由都市的商人互相竞争，对外贸易愈萎缩，竞争愈激烈，这亦要以征服来统一。
三、奴隶社会的不安渐渐严重化，需要镇压。还有各处的领主抢劫勒索，亦得有个对付的办法。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都要有强大的武力，僧侣政治至此乃显得懦弱无刚了。僧侣原先是好在其没有产业的身份，可以专心侍奉商业资本之神，现在轮到了对内对外要用火与剑，僧侣却因没有产业身份之故，编不起战士的大队伍，便被商人看不入眼了。
这时地主却一天比一天显得对商人更忠心，而且比僧侣有本领。 奴隶制激化了土地集中，地主的力量比前更强大起来，他们手下各有一班肉体与灵魂都属于主人的劳动者队伍，可以要来赴汤蹈火，比僧侣的两手空空只会念经赌咒要有用得多了。如此商人就不要僧侣要地主，僧侣中有因寺庙的财产而变成地主的，则以地主的身份来参加新制度，僧侣政治便这样在商人的眉头一动之下被大家起来否定了。埃及于西元年前三千五百年，巴比仑于西元年前二千八百年，商人与新的地主队伍建了统一的王朝。
这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与巴比仑的吾珥王朝，是西洋史上暴君政治的第一次出现，它为商人对内编法典，对外缔结通商条约，而以内镇外伐来使之发效。那法典与通商条约是刻在石柱上，与一队队持盾执枪的战士的浮雕在一起。而这石柱，早先是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而来，原与太阳世界在一起的，真是被亵渎了。
君珥王朝是阿凯底人的事，首创巴比仑文明的苏美尔人则在此以前造成了自由都市的僧侣政治，当他自个儿看著奴隶社会这些还在惊疑不定之际，已被打倒了。而到了阿凯底人手上时，对阿瑙苏撒始生文明的传统乃更隔膜，所以此后巴比仑还比埃及更一路多有革命变怪。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仍是原来的含人，比苏美尔人长久，其文明亦比它的深邃。
埃及金字塔前王朝的雕刻如“蹲踞的书记”，还有一种自然作风，而同时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