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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文化人虽已失了士的德，但仍保有士对时局的影响力。他们自己知识没有一个归结，情绪不得一个安顿，还来摇动一代的人心，被共产党利用了而不知。外国人看中国的时局，他们是到底亦不能懂得中国的民间起兵，与士的影响力的。当时的学生是也因美国式教育的考试制度激起了反抗心，又且许多人毕业后没有出路之故，被诱在城市呐喊，在农村当红军。文化人造成的时局气氛与风声，不但市民与农民被感染，连军官也被感染。所以政府对其作战只能有胜无败，一败就人心以为大势去矣，江西剿共幸好是胜利，其后共军南下，国军撤守时兵败如山倒，就是为此。
虽然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实在也使人惊。 当时客观的形势，要统一华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来还未到时机。 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黄河流域仍是新起的矿场与破落的农村很不调和，而且华北被满州产业的重量所牵动，长江流域又是农村继续在凋敝中，纱厂的新景气亦已被舶来品打倒。惟因长江流域到底是中国文明的现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军，解脱了共产党，并作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但此地与华北满州及华南之间在经济变动上如此失调，怎么能够统一？可是北伐军居然直抵北京，连张学良亦举关外来归，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国，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一统天下的传统，更大于一时的变局，而孙先生创发国民革命重的气象亦能比形势还大。
中央与地方的相处，亦不能一门心思学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皆只是权力关系的规定，原从其封建蜕变而来，依据对内征服的程度及对外御侮的需要作成的，故中央与地方皆其权力有限制，而各各是个不完全，虽再加上现代产业的国家机关化而益益中央集权，亦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国则过去天子的是朝廷，而诸侯的乃至郡守县令的亦皆是朝廷，却又侯国之相与郡守县令皆由中央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论地方权力之大与中央权力之大，皆莫过于此，而作成了大一统，虽有时或藩镇割据，亦只是天下有道则台，无道则离，问题多不在制度，连民国初年的督军团亦如此。
要说制度，则民国初年的督军团实承历朝的方伯藩镇总督制而来，而北伐之后亦冀察、华中及西南皆有政务委员会，山西云南及关外又皆半独立，乃至中共来了，亦仍有“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等，这都是很自然的，虽然现在他们怕不能集权，又要改变，但能不能号令天下仍与集权或分权是两回事。可是国民政府那时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统一，知识分子又主张要以民主求统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罢，用民主的力量也罢，皆还需有中国政治的好性情，它是传统的，同时它又是新的。其实统一算得什么，西洋那样的也能中央集权，中共这样的也能中央集权，我们是还要能统一得好。
现在想起来，当时国民政府与文化人相处得不好，那毋宁是由于文化人的无知。政府之所为，大体上都是对的。党治是知性指导政治。遵奉国府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行动的中心。敬仰服从领袖，这又是极自然的，因为蒋介石继承孙先生领导革命，是世界性的中国民族的英雄，民间原来都敬他爱他的，惟有文化人才是歪曲他们自己的感情。国民党就只在说明上太不够了。一部尚书，重在记言，说明行事的理，旧约里所以说“太初有言”。国民党的言语应该是像风吹花开的风。 当然不止是国民党人之责，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责，应于五四之后来一个更高华的思想运动，才配得起北伐与抗战的。五四的是希腊的精神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知识。 但彼时已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物理学上的与古文明国史实的发见，一反十九世纪的常识。 从来革命的新风，没有像大自然的与文明的发见所卷起的新风那样强烈而显明的。中华民国的革命的言语是要与这个结合起来。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气运都是延续到数十年之久的。北伐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学生为对学校考试制度的反动，与因毕业后没有出路而被共产党利用，品气低了。当时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气都比五四时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面，他们又会忽然地跳出这种低级的情绪，而为豁达的求知。
革命的余势可以到达很远。 日本明治维新的余势为西南战役、日清与日俄战役。中国辛亥革命的余势为北伐、剿共与抗战，以至于今犹辽辽末央。所以像北伐抗战都有风光，事后令人想念之不尽。 便如剿共，亦曾是有风光的。革命可以相忘于一个大的行动，尤其是像抗战，那行动就是革命的表现的一切，革命的意思与色相都在这里了。然而也还是要言──革命的新的言语。
抗战岁月
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那时是连民主同盟亦与国民党要好了，知识分子情甘意愿的听从放府，却又各人可以任意而行，他们是与一代的人都结了同心了，还比组织上的同志关系好百倍。而且地方与中央也莫逆起来，战区皆一统于中央，而这里亦是因有远比统治关系更大的东西，有些战区中间被沦陷区隔断，重庆的命令也许不能到达他们，但重庆的意志则能到达，好像早晚都在一起见面的一样。但又每一战区是个完全，是个自在，不觉有凡事都要秉承上头的苦痛，而且军事与政治经济等都生在一起，说统制也是统制的，说疏朗又极疏朗。这一切，皆是因有荡荡世景来做新的背景。
民间亦因政府在战时没有力量来多管闲事，早先的许多统制办法一旦失效，中小企业即刻活泼起来，农民更景况好转，形成了非常自然的城乡关系。 人民只觉得政府很辽远而又很亲近，好像拂檐映帘的天上星辰，而蒋主席的威严乃真如同一代江山，战区的大小司令官亦一一皆有人世的尊贵，如此民间就都欢喜了。
彼时是国民党的态度也的确好。外国在战时虽原有的民主都要禁绝或削弱，中国则这次战争起来了反而扩大民主，国民党与新设的参政会可以无猜嫌，而且与共产党亦竟能相处。彼时共产党亦变得谦逊起来，随众说要放弃阶级斗争，听从国民政府。这一切，虽然国民党是因形势难犯，共产党是因策略要改，而民主人士又不过是为得人赞扬，他就高兴，况且仍旧吵架，尤其国共之间明争暗斗没有断过，但因大家都是生在广大的风景里，自然而然去了许多小气。
抗战能这样久，而且得到最后胜利，并非多靠外援，外援虽有一点，但并没有用来打日本军，而日本在中国的败象是还在美国投原子炸弹之前就己毕现的了。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原始，不易被击中要害，像低等生物的被切成一段段亦还能活。如果这样的原始，又如何可有统一的金融及统一的作战？乃至在武器上，中国的与日本的亦不过是同一世纪的程度之差，并非两个世纪的性格之差，否则像清末的鸦片战争那样，是要坚持继续抵抗亦不能的。这倒是要感谢国民政府前此的建军及法币政策。但抗战当然此外还有东西，否则如战后国民政府离更有美式装配的军，其法币更相结于美元，亦要败不旋踵的。
亦不是因为中国地方大，可以拿空间换时间。 俄国也土地大，所以拿破仑失败，但那是一百几十年前的运输兵站与占领体制，在现代则希特勒若不是西线同时也作战，两年之内将可攻下苏联全境的。日本可是单打中国至六年之久，并非因他不曾用出全力，所以战果不立，而是因战果终不能立，即使要用全力亦无法用。
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其对国家的信是这样的人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马一浮有诗“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说吾心有点空洞，其实抗战的战术战略便真是礼乐。老打败仗，又时间拖长，以为中国民心厌战了，这完全不是的。以为中国人咬牙切齿与日本赌存亡，也不是。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