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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眼光远，魄力大，上海产业界但凡风吹草动，有他就有个护持。他的有些产业大概是人家送给他的股份，中国人是把产业亦拿来做人情的，乃至许多与他无关系的产业亦仿佛他都有份，中国人就是在关系之外也有份有缘，诗人与三春草木皆有缘，虞洽卿与全上海的产业皆有缘。
虞洽卿所揽手的产业多是些大而无当的，好像天地的荒唐，是赚钱或赔钱都不能知道，产业原来亦可以只是个好的存在，单为人世要有著它才完全。其中三北轮船公司因种种困难要不能招架，打打算盘化不来，但因这是宁波人的产业，他就调动社会的财力维持它渡过风浪。不为利润而为社会要有这样的产业，原可由政府来扶持的，但天下有道，还是民间自己来扶持的好，因为产业要有人世的风光，它使像艺术一样不能由政府来计划。
后来抗战时期，虞洽卿在上海做轮船生意的收入成了全国第一人，他的有钱好像日圆风正，潮水涨平堤岸。但他就到重庆去了。他的脸相，如“阅人阅世多矣”的岩岩山岳，聪明正直都有，却又很随俗，机警刁滑，连日本军亦拿他无奈。虞洽卿场面上人家称他一声洽老，但宁波人则都叫他阿德哥，他主持的宁波同乡会做到宁波人在上海没有一个流落街头的，也没有一个不能灵柩回乡的，上海一二八及八一三两次日本人打仗，宁波难民都好好的资送还乡。 上海还有白相人，如黄金荣杜月笙及后来的吴四宝夫妇，而产业界亦因他们的侠义，许多地方才头寸兜得转。 有人说白相人是寄生于租界的病态，但如日本，没有租界，可是亦出来得头山满，汉魏六朝有荡子，初唐有游冶郎，民国世界有白相人，其实都是时代的好气运，人与物的能飞扬跋扈。民国世界是确有许多新东西，使人惊呼，好比在天气变化里更觉得有人身，白相人的慷慨重义气对现代的人与物都有敬重与欢喜，这就不同于西洋流氓。白相人虽以武乱禁，但没有玩世不恭的。
白相人爱朋友，人抬人，花花轿，人总是要望得天下人都好的。他们与王侯都是平行人，亦与赤脚挑担的人称兄弟，这种平等，还比佛说慈悲更来得亮直，亦不像基督教说的兄弟爱或邻人爱，而是义。 白相人钱财银子看得等闲，但是面子一定要顾。本来亦是不能人求财，只能财来跟人，云从龙，风从虎，物从人，他们常会得有财有势，而物权不过是人与物的邂逅相见亦可以欢喜无限。他们是这样的把得失之心来看开了，并非淌来之物不心痛，而他们的爱面子，像女子出门必定要打扮一样，这亦是中国人历来的重礼，色相即是一切，惟对人世真能肯定者才如此的不苟且。
这游侠豪华其实亦是中国四民皆有的德性。天下有道，即游侠豪华亦相忘于平正清明的人世，而虽在变乱之际，民间亦不肯把这现世的风光来蹙损了，此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孙中山先生是当临时大总统时在南京，其后又在上海住过一个时期，接触了长江流域的四民，又在日本与游侠亦结识，如此乃有一种新的作风，出现在他的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及发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北伐
萧何当年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孙中山先生亦像刘邦的爱说大话，被人说他是孙大炮。 他是有汉魏荡子的跌宕自喜，常常失败得丧魂落魄，但环境稍稍好转一点，他就又开府，自称本大元帅，本大总统。 因为他做的事都是真的。他对学生演讲，及宴请黔桂滇一班督军，皆这样的意气扬扬为自得。他要北伐，而亦可以北上与段祺瑞商量开善后会议，这亦像刘邦的无可无不可。而他又绝对的不苟且。照相上他的脸只是知性的端正的，当世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会用思想。
他的三民主义不像外国的主义，他的国民党亦不像外国的党，他的干部，高级党员及政府官吏其实是幕僚，和古来开国英主的幕僚是一样的，称为代表与通过选举都只是依依名。他的组织民众并不看重职业团体，倒是像君子之交，天下事与四方豪杰共之。他的党仍像中国向来民间起兵聚众结党的党，他的党员是士。
中国史上向来是以士为政。历朝民间起兵亦是士领导，所以有革命的自觉的。离脱了士的领导，即只能成为黄巾、赤眉、黄巢、明末流寇，太平天国算是有做法的，只落得一场无结果，亦因离脱了士。同样的理由，中共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代议制与共产党的阶级专政皆不以士，非知性的政治，必不能在中国的地面上久存的。
想起来，孙先生真是不可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法与印度独立后的代议制皆是模仿西洋的，惟独中华民国的政制是自己创造的。日本用代议制，另颁教育敕语来补救，而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里根本把代议制来改变了，他确立了知性政治的大原则。 民初五四运动叫喊要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时候，孙先生即已远远的走在前头，他提出了民主不得违反先知先觉者领导政治的原则，要本于建国大纲来制宪。科学是孙先生更走在了物理学上发见了素粒子的世界的现象的前头，提出了宇宙生机说，而且孙先生的知难行易说是完全合于大数学者与大物理学者从事发见的经验的。
孙先生的建国大纲，首定军政时期，是深切体验了中国向来民间起义与开创新朝都是军，太平军，国民革命军，乃至后来的解放军。其次训政时期，亦是中国向来以士治万民之意。而宪政时期则不单是说制度，都还有孙先生所常称道的礼运大同，天下为公，至治之世的理想在内。至于规定中央与地方，国营与民有的制度，及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又皆是到了现在中共亦还在闹的问题。 但孙先生所说的是皆依于中国的传统办法来维新，譬如其中的平均地权即是依于北魏均田的传统，而后来虽中共亦不能不放弃土地国有的口号，改为分地，才能有解放军的声势如海浪。而且孙先生凡说制度，皆有它宽和疏朗的性情，此即是有术还有道。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要利用外资建筑三个大港，十万里铁路与百万里公路，利用黄河长江西江的水力发电，来掘煤炼钢，烧制士敏土，一直要开发到蒙古新疆，人家说他孙大炮，其实中国人民真能一旦起来，像江潮海浪，要做到这些也不难的。而利用外资的话，他是对于西洋国家有著一种无邪的好意，且说得来竟像是天下世界的财富不分东洋的西洋的，皆可以由他调度，因为他真的没有私心。现代世界也是要有了他那样的人才不寂寞，而西洋人则到底鄙吝。
但是孙先生所做的没有完工。从前周朝末年是个大变动时代，有秦朝出来建立了全新的制度，而因与传统脱节，发生大乱，又有汉朝出来才作成了新旧衔接，郡县阡陌是新的，但礼记里夏商周三代的旧章大部份仍行于汉朝，不过是都生在新的空气里了。这历史的大变革，是经过两代，秦一代，汉一代，才完工的。清末以来也像这样，经过中共的变革，还要再打倒中共，才能来完成新制度，并且与传统相衔接。可是如果有大人，这样要分两代两朝的大事亦可以由一朝一代来完成的，而这就必要经过大的军事行动，北伐、剿共与战胜日本。
这三次军事行动是历史上稀有的大成功，但是政治上仍旧失败。也并非国民党的党政错了，而是当时的文化人都错了。
中国的文化人为什么这样的对政治有兴趣？外国的文化人总不能了解。原来中国文化人是独有其士的传统，志在于治国平天下。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迷失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已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新政治学、新经济学，然而五四以来的文化人以西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为标准而批评说是不合格。不惟左派文化人，连民主人士亦以为国民政府是不合格。他们是不但忘失了士的做学问的方法，且亦忘失了士的责任。他们借时局的动乱而攻击政府，却不知他们自己要负造成动乱的责任。
五四以来的文化人虽已失了士的德，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