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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落后蛮族及西洋人的祖先，皆有女权社会。他们是未发生私有制之前早已发生了物权。他们的原始共产社会乃部落的私有，共同的私有权，部落与部落之间有争物权的斗争。此外他们的人亦仍像旧石器人那样的，见了生人就要斗，只因对外界充满恐怖。他们的母系社会因此亦必定要是母权社会，行于征服与被征服，女酋长连带亦征服了男人。可是其后男人来了反征服，女人乃被判决了是犯罪的、不洁的，这而且成为一切宗教的共同之点。 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则因有人的位分，物的位分，故可以不发生物权与统治权。彼时是人与物皆有了新的秩序，但与统治权无关，而只如同数学的顺位，如同花叶枝柯的条理，乃至可以渐渐有了政治而仍不发生政权，渐渐出现了私有制亦仍不是物权。而因此亦没斗争。前此旧石器人的为抢食物，及因对外界的恐怖单是见了生人就要斗，至此是没有了。好斗的是漠北白种蛮人及漠东黄种半蛮人，但他们早已分头远徙，而此地阿瑙苏撒一带则部落与部落之间并不发生贫富不等，亦且惟有氏族，而未成部落，因部落是临外敌或迁徙时才形成的，而彼时却只是平衍的聚居，故不发生部落对部落的物权与斗争。
彼时是有过这样和平的，故中国人及印度人皆说太古极好，乃至西洋亦有世界最初是黄金时代的古说。 但西洋人说黄金时代过去了，后来的是银时代、铜时代、铁时代，越变越坏了，中国则不薄今人爱古人，孔子称尧舜，而他亦说周朝好。这些暂且不表。
这里单说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女人的地位虽高，而且是他们开了文明，但后来男人亦渐渐来与女人一道农牧，女人便在若干工作部门让了出来，这都是好商量的，因为没有权的问题。 而且此后虽是男人多做生产事业，但把生产的结果变成衣食器皿室家之美则仍是女人，故女人是文明的始启者，而其后亦一直生于文明；男人的地位，虽提高了，女人的地位仍不因之降低，而母系社会乃自然解消，变为父系社会。
这历史的传统后来是惟在中国不坠，中国人即从来不说男权女权，故对于女人特有一种平正。今史学家说的女酋长与母权社会，实在很难听，幸得那是说江南甄家，而我们自是金陵贾家，两家并不通谱。 早先阿瑙苏撒时代由母系到父系，不过是夫妇定位，父母定位，其出土品所以没有一点经过争斗或革命的痕迹。 而中国的传统，起先盘古，后来女娲，再后来黄帝与嫘祖，黄帝与嫘祖夫妇的出现这样自然，这即是历史的清洁。
阿瑙及苏撒真的好像星宿海，后来四天下的千山竞秀万壑争流，皆是从这里发源的，彼时的人，因为有人新的物与可喜乐的阳光世界，便生出一种没有名目的大志，只是兴兴头头的想要在日月山川里行走，有的竟乘槎远出大海大洋之外，几乎世界的沿海各地都到了，所以新石器的传播这样普遍，连墨西哥的印伽文明亦是这因缘。他们比后来希腊人的寻求金羊毛，比欧洲人产业革命后天涯地角的长征，还更气魄宏大，而且心地明朗。
及至西元前约四千年顷，阿瑙苏撒已入石器铜器并用时代，更来了几次大迁徙，但不是因为发生了灾变。若因灾变，如过去印澳非之间大陆的渐陷为海洋，或如中亚细亚盆地的渐为沙漠，乃是大家都搬了，而阿瑙苏撒一带的人却是去者自去，留者仍留。亦不是人口粮食发生了问题，因为没有过互相吞噬的迹象。他们是一队人往西南走，前面来到了尼罗河流域，一队人往西走，前面来到了幼发拉斯及底格勒斯两河流域，又一队人往南，前面来到了恒河流域，又一队人往东，前面来到了黄河流域，恰如张迁的只管去只管前面有路，连他自己亦没有想著的竟到了天上的银河。
如此乃建起了埃及巴比仑印度及中国的文明，其早期彼此有许多地方相似，即因出于同源。
但现在世界各地的落后蛮族，则惟从过去阿瑙苏撒人乘槎飘洋过海那一段远征时，才接触了所谓日石文化，而且其后还学会了石器铜器并用，但他们的根底仍是旧石器人的，故有图腾，迷惘于怪力乱神。而现代西洋人的祖先，则是漠北白种人，曾久久停滞在渔猎，其后渐从阿瑙苏撒间接学得了用新石器与铜器，散居到欧洲，至今留下许多遗迹，他们一样的仍是旧石器人的根底，一样的有图腾。 又其后，他们中途闯入巴比仑埃及，翻造出希腊及罗马帝国等，又再破坏再翻造，种种多有隔膜。他们没有参加过当初创造文明下来沿路的风景与亲情。
文明在西方，是埃及巴比仑时，已为邪气所乘，再无数次辗转过手到了现代西洋人，更有似梦寐。文明在印度，还比较发展得好，但亦起了问题。 文明的成长是惟在中国。现在虽全世界在走向毁灭中，可是有了个文明在那里，它就有著在那里了，中国的事仍像瑶池蟠桃二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实。
文明原是自证的，历史的大信亦惟生于现前，中国的事即使没有阿瑙及苏撒的地下考古，亦不拿巴比仑埃及乃至现代西洋的来比，亦并不生疑，对比了亦没有什么更得意，不过一个民族要显身扬名，亦是为了对世人皆有亲情，或者如姊妹们刺绣，彼此把手中鲜亮的针线比并比并，亦有一份喜气，又或者如“看剑引杯长”，是与壮士共看剑，则更有些雄心了。
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
西洋史的程序，是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史则不如此，因为中国的不是社会而是人世。中国的是王天下。中国与西方，是这边在黄帝之时，那边在埃及巴比仑古王国之时，而且远比这更早就已经分歧了。
这分歧，起先是因地利与产业。 文明是要产业来养的，而文明亦可以养产业，且可以产业即是文明的色相与性情，产业的生发即是文明的演绎遂行，但文明尚在幼小期则会被产业所左右，甚至于被伤害。埃及的含人与巴比仑的苏美尔人，原与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中国的汉人皆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出身，可是埃及巴比仑才开头就产业发生了疾病。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及巴比仑的两河流域皆极肥沃，但受幅员限制，此地与邻地肥瘠程度的显著对照使人感觉劳力与收获不一致，有不劳而获的部分，有劳而不获的部分，如此就觉得世界不是人的劳力所建立的，工作者及工作，及工作的处所，工作的对象，皆尚有在人力之外，而行为与物，人与世界，皆分离了。这即是埃及人巴比仑人的人世动摇破裂的开端。在沃土不劳而获的希冀，在瘠地劳而不获的怨怒，从感恩与哀叹里乃出来了神意，而人们的想法则变得世界是借住的，物是可以离人而去的。
人以劳力给与，而给与亦即是取得，取与给而且可以皆是无尽的。但埃及人巴比仑人则因使用沃土与使用瘠地的显著对照，取与给遂分离，而变为权利与义务，权利惟求其多，义务惟求其少，起了这样的贪婪与萎缩，给乃失了亲情，取乃堕落而为占有，要霸占土地了。他们从对于沃土的不劳而获，引伸到对别人的劳力亦可惟因权力而为我所有，神权亦即是强权，对神的屈伏亦即是对强者的屈伏。是故埃及及巴比仑人很早就起来了大土地的霸占与买卖，并且因霸占土地而霸占到人的位分，出现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
他们的产业首先是农与牧分离，因尼罗河流域及两河流域是黄金地而亦是寸金地，牧乃被驱入山中。至于渔猎，那是更早已被逐走了。如此，沃土上惟剩下农业，它不能单独养活手工业，那手工业亦分离出去，独立成了第三者。产业的全体性既这样割裂，乃又刺激农业与渔猎及牧业手工业相互间交换物品的必要，而强调商业的活动，商业不但也独立起来，而且把众业都来辖治了。西洋史上几千年来商业资本的风浪，即是这样开始的。
产业的各各独立而偏颇发展，造成此业对彼业的贫富不均，及此部落对彼部落的贫富不均，这就发生了空前的大规模抢劫，而商业资本则正要这抢劫的力量来和它结合，先来建立乡市的僧侣政治，后更造成王国帝国，乃至现代西洋的国家。其间资本自身起了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国家资本的一连串革命。社会起了从奴隶社会到农奴社会工资奴隶制社会及国家机关雇佣奴隶制社会的一连串革命。而外患则从山中牧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