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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桐很想发作，很想对杜林发火，灭灭他的威风。但是，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不断有人问安。他不便发作，只好笑着打哈哈：“杜林兄，哪里不舒服啦？这是你个人自由嘛！只要注意影响就行了。”他装出很宽容很近乎又不失原则的样子，还故作亲热地拍拍杜林的肩头。杜林不经意地用手掸了掸他拍过的地方。这个微妙的举动大大地挫伤了刘兴桐的尊严。但他还是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做出一副大人不与小人计的样子。“笑话！”杜林冷冷地说，丢给他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刘兴桐每每想起图书馆门口这一幕，心里就很不舒服。
轿车在马路上轻滑，刘兴桐很舒服地仰靠在座椅上。刚才杜林那惊鸿一瞥，似乎太有深意。在他心里，他总觉得杜林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正中大学一道怪异的风景。此公的怪异一定包裹着什么深不可测的东西。分明是对现实不满！刘兴桐最不能忍受的是杜林的轻蔑，他几乎从不主动走近刘兴桐。这是最让刘兴桐感到挫伤的。他不能忍受他的张狂 ！他太想寻找杜林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瑕疵，一定要趁机重重地收拾他，给他一点颜色，那样也许会好受一些。可是很难。这个人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特立独行，似乎无欲无求。刘兴桐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消解由杜林的目光所带来的心头隐痛。明知一切都是无来由的，自己和杜林已经不在一个天平上。他不是，也不会是自己的对手，杜林也并没有妨碍自己什么。虽然如此，但来自遥远岁月的那么一点感觉，是如此顽固地盘踞在他心头。
刘兴桐和杜林是77级的同学，中文系那一年招了两个班，他们同年级不同班。杜林来自江西，刘兴桐来自海南岛。大学4年，他俩几乎没有什么来往。刘兴桐是系学生会主席，直到大学3年级，都学业平平，毕业前却鬼使神差地连续在几家学报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长篇论文，其中，《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竟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光明日报》也撰文介绍了这篇文章及其作者。这在1981年岁末的近代文学史界不是小事，引起了轰动。近代文学史，在当时是一个被忽略置空的话题。国内少有学者问津，也少有人将之作为一个近代文学史专题来研究。突然间在学界冒出一个功夫如此深厚的年青学者。令正中大学中文系在学界的地位陡然倍增，也令老师同学们刮目相看。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众神狂欢的时期。同班同学常常是同桌父子兵，应届高中毕业生才十七八岁，文革中毕业的老三届初、高中生却有的已为人父人母，年届而立，老兄老姐小弟小妹同堂。除了为数不多的应届高中生外，大龄同学各自都有一段艰难的人生经历。一把诉说不完的辛酸泪。刘兴桐在学界陡然雄起，成为近代文学史研究耀眼的新星，虽然让同学们吃惊不小，但也钦羡不已，没有人会有什么想法。
教授古代文学的白家胜教授读了刘兴桐的文章之后，兴奋不已，生性狂放的他连呼正中大学中文系后继有人，他几乎不加思索地分别向系领导和学院领导写了保荐书，呼吁学院必须把刘兴桐留校深造任教。他没有上过刘兴桐他们班的课，也不认识他。他的冲动和激情使刘兴桐留校的呼声更高。
在刘兴桐顺利留校后的一次系务会议上，白家胜教授才第一次正式见识了刘兴桐。他热情有加地与刘兴桐握手：“伯元兄，”他抓着比自己年轻20岁的学生刘兴桐的手连连晃动，竟然称兄道弟，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后生可畏啊！啧啧！后生可畏！”学富五车的白家胜竟然找不到更多的词汇，只是一个劲地称赞道：“后生可畏！”弄得各自都有些不好意思。
系主任魏中一见此状，顺口说：“既然白先生如此器重小刘，我看就让小刘交由白老师指导算了，专业也很相近么，你说呢？”他征询地望着白家胜。白家胜十分认真：“本人才疏学浅，岂敢奢谈指导二字，伯元兄的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既然领导指派，我也就不谦虚，那就共同切磋吧。”刘兴桐十分乖巧，连忙笑说：“那我就拜师了！”说着双手作揖。事情在笑谈中也就过去了。此事，白家胜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心里，他认为，以刘兴桐的文章论，自己远逊于刘兴桐的。他不好去追问刘兴桐的学问根底，只是归结于自己让“文革”耽误了十多年，归诸于刘兴桐也许有什么家学渊源。
三
生性狂桀的白家胜，甚至没有去多想这些问题。英雄不问出处。他自觉知青这一代人，水深着呢。鱼龙混杂，什么鸟没有？他只是欣赏刘兴桐的文章，至于指导不指导，他倒不是十分认真。刘兴桐却十分认真，立即登门拜访，在最初的一段时日，在各种场合自我介绍时，总不忘强调白家胜是自己的导师。白家胜在省内古典文学界也还小有名气，除任教授外，还兼本省社科联中国文学会的副会长。对刘兴桐而言，这都是不可小视的资源。
同时留校的杜林，虽说是刘兴桐的同学，大学4年的成绩不俗，主编学校学生刊物《潮流》，也是正中大学学生中小有名气的人物，但刘兴桐骤起的光焰，把他彻底地遮蔽了。他显然有些自惭形秽。他承认刘兴桐的文章才华横溢，学理深厚，自己无论如何是做不出此类文章来的。他和刘兴桐本是一起留下来充实刚刚成立的近代文学室的，但他在留校之后，坚决要求到现当代文学室去。他没有任何理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好先到谁也不愿意、谁也瞧不起的写作教研室去。一呆就是5年，5年后才转到现当代文学室来。用杜林的话说，那真 是卧薪尝胆的5年。
刘兴桐对杜林的调出很有想法，他认为，杜林此举，是嫉妒他的才干，而不相为谋，即便是主动退守，也有挑战的意味。当系主任征询他的意见，是否可以让杜林调出时，刘兴桐只是冷冷地说：“也许他自认在近代室不会有什么作为吧！”此言外之意，系主任是听得明白的，于是，只好把杜林先调到写作教研室。
虽然杜林和刘兴桐没有什么冲突，但自此之后，这对同时留校的同龄人，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在最初的两年里，刘兴桐几乎是每半年必有两篇以上的论文发表，每年总有几篇文章发表后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这对刘兴桐学术地位的提升是非常有利的，加上白家胜教授的竭力推举，毕业留校两三年后，刘兴桐已如日中天，在近代文学研究界声名远播。他的成名作《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也在近代文学史专业课程中，成了不可不说的文章。
杜林反而默默无闻。写作课本就是个不被看重的学科，大凡进入写作教研室的老师，都是被认为搞不了别的专业，没什么专长，便到写作室去混混，教教公共写作，批批学生作文。这种偏见对于杜林来说，反而成为一种压力和动力。只好三年不飞，三年不鸣了。杜林几乎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他似乎也自甘平庸。那个在学生时代英姿勃发、言辞慷慨的主编杜林消失了。
图书馆里多了一个神情疲惫、面有菜色的小老头杜林，人们在恭维刘兴桐时，总不经意地扯出杜林，杜林成为美人身边的陪衬者。尽管如此，刘兴桐毕竟是杜林的同学与同龄人，他对杜林的自甘平庸和收起狼性，是深怀警惕的。他并不拿别人的眼光去看杜林。以他的经验，他总觉得，杜林是一只潜行于林莽、随时准备出击的金睛白额大虫。这只大虫休养生息，有朝一日扑向谁，这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事情。所以，对杜林，他在人前从来都是不予置评的。他尤其不想直视杜林的眼睛，那眼睛里似乎有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那东西很莫名，同时也充满了许多隐藏着的秘密。这秘密是什么，刘兴桐是很想知道，但又很怕知道的。当然，这些都还是一种猜度而已。
1985年，毕业已经3年的刘兴桐35岁。这是一个灸手可热的年龄。在这年年底，刘兴桐正式出版了50万字的断代文学史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本砖头一般的文学史论，令学界大喜过望，它的耀眼和辉煌，全部投射在刘兴桐身上。在百废待兴的1985年，一本填补学界空白的大书，其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年，刘兴桐从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次年12月，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并接任系主任兼学报主编。
此刻的杜林，还是写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