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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明了，让人诅咒的天明啊！
淑贞为丈夫擦去脸上的灰尘，用手指耐心地为他梳平散乱的鬓发，又从门旁抓一把雪，擦净自己脸上的血痕，把被揪散的头发整理好，把被揉脏的衣服揩净、抚平，重新穿到身上。她要让自己的丈夫体体面面地、安安心心地走。她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她的丈夫是无罪的，她要矢志不移地等待着丈夫归来。
早晨平静地过去了。
吃早饭的时候，一阵纷沓的脚步直奔厢房而来。淑贞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
然而跨进厢房中来的，既没有宽边眼镜，也没有铜头宽边腰带，而是一双双惶惑的眼睛，和一个个甜蜜而又尴尬的笑容。
“岳鹏程同志，我们是代表县委来的。你受委屈啦！受委屈啦！……”
县委办公室高主任动情地连连擦着眼角。
“鹏程同志，十二分地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全家！完全是个别人的诬告陷害！
完全是个别人的无法无天！完全是……”
是天体一夜发生了逆转？还是四时颠倒、严冬盛夏突然转换了位置？
高主任慷慨激昂：
“我们县委昨晚得到消息，马上召开了常委会。一致决定，立即撤回那个所谓的工作组，让他们检查错误，听候处理！……”
原来工作组撤了，要不早晨这样宁静！
“县委认为，大桑园在响应党中央号召，发展农村经济改革中成绩是显著的，岳鹏程同志的功劳和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县委决定：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向岳鹏程同志学习的活动！”
直到这时，岳鹏程和淑贞才真的相信，那张早已签发的逮捕证失去了效力；才真的相信，他们已经重新获得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直到这时，高主任和随同前来的县委干部们，才想起他们所要表彰和学习的“功臣”，还坐在冰冷的厢房里，坐在落满雪花的稻草地上。
当天上午，岳鹏程、淑贞被专车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紧急治疗。一切费用报销之外，另发一百元健康营养补助费。
下午是全体干部、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原所谓县委工作组的错误，郑重宣布中共蓬城县委的决定。
晚上便开始了个别谈话和小组座谈，了解和总结大桑园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了解和总结岳鹏程勇于开拓、勇于改革的经验。
一直到了第三天中午，岳鹏程和淑贞才从羸官拿回的一张报纸上，得知了这一切戏剧性变化的真正原因。
那是四天前的一张市报。报纸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这里升起一颗明星）的长篇通讯。详细介绍了岳鹏程由一盘大锯起家，把“大丧院”变成“大富院”
“大福院”的历程。通讯旁边还刊登了岳鹏程的一幅笑容可掬的照片，一篇旗帜鲜明地赞扬和号召推广学习岳鹏程精神和经验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长篇通讯末尾的署名是：本报记者程越。岳鹏程把通讯翻来覆去读了两遍，脑子里才墓地蹦出一个“程越”的形象：那是一个穿着紫红色羊毛衫，脑后晃着一束马尾巴，既时髦又随和的漂亮姑娘。
岳鹏程由阶下囚一跃而跻身于太阳系，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之后不到一个月，那个年青漂亮的女记者程越，又一次来到了大桑园。
这次她是作为市委书记鲁光明的随员来的，与几月前的那一次不可同日而语了。
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娇女。父亲是党校教员，母亲是美术工作者。受家庭熏陶，她自小爱好文学。大学毕业后，靠着父亲的一位飞黄腾达的学生的帮忙，她被分配到市报文艺部当上编辑。那是许多中文系毕业生削尖脑壳想要占领的位置呀！
她得到了。她感到了满足。唯一使她不满足的，是那位自称“老报社”的部主任，压根儿瞧不起她。她先被分配负责影剧评介。第一次推上两篇稿子，就被毫不客气地全部打回来。接着又分工文艺随笔。编过三篇，算是跟读者见了面，部主任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个人根本没有政治头脑和逻辑头脑。于是又去负责散文和小小说。
这下好，她约了一篇稿子，部主任粗略一看便大光其火，在稿签上直书两行：
此类黄色作品也要见报，可见编辑水平和思想意识急待提高！
作品不让发也罢，偏称“黄色”；编辑水平亟待（竟写成急待）提高也罢，偏偏还有“思想意识”四个字。程越当即拿着稿签找到部主任面前。
“主任，你说这篇小说是黄色作品，请问有什么根据？”
“根据？”部主任抬起秃了半边的脑壳，说：“把床上的事都写出来了，你还要什么根据！”
“哪得看怎么写，写的主旨是什么。写了床上不一定就是黄色作品！”
程越发现自己过于激动，为了避免把事情搞僵，缓了口气说：
“主任，你干文艺工作时间比我长，读的书比我多。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包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这几年的不少好作品，都有过类似描写。我们总不能说这些世界名著和好作品都是黄色的吧？”
程越的本意，是想以尊敬的口吻，通过这些名著的例证，引出对于那篇小小说的内容和意蕴恰如其分的分析。部主任却红了脖子。他是半路出家当起这个文艺部主任来的，对于那些名著他读得很少，有的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瞧不起这些所谓本科大学生，同时也最怕这些大学生们瞧不起自己。程越话一出日，他便把意思颠倒了一个个儿。
“好哇程越！真了不得嘛！水平这么高，名著读了那么多，当个小报编辑实在是屈了材！这样好吧，我马上去找总编辞职，这个部主任由你来当好啦！”
程越见事情不妙，想要解释几句，部主任已经忿忿然甩手而去。
当天，在全社编辑人员参加的编务会议上，程越受到了严厉批评。第二天一上班，她就接到了下乡采防和锻炼的任务，把负责的那摊工作，交给了新调换到文艺部“帮助工作”的一位同志。
“这不明明是不懂装懂，压制不同意见，整人嘛！”程越哭红了眼皮，找到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现任市委书记秘书的柳边生诉苦。
柳边生很同情她的遭遇，但也只能劝道：
“程越，也不要把下乡看成件坏事。你不是早就想有所作为吗？下去一趟，说不准还能抱回个金娃娃来呢！”
有什么办法？事到如今，也只好朝这个方向寻找真理了。好在程越有一个报社记者的名牌攥在手里，无论走到哪儿食宿交通都不成问题。她观名胜、逛古迹，这里听听那里看看，几个县走过来，一个月的期限也便到了。她急于回去，在蓬城住了一夜就要走。前来送行的文化馆两名业余作者讲起的大桑园的变化和岳鹏程的几件轶事，使她临时改变了主意。下乡一月，回去总得拿点东西交差。她觉得大桑园和岳鹏程，或许会成为一篇散文的素材。
岳鹏程当时正在筹建汽车大修厂和灯具厂，忙得焦头烂额。听说记者来访，摆摆手便要拒绝。
“鹏程哥，你还是见见吧。人家大老远里来，再说咱们这儿以前……”
刚刚当上接待员的秋玲劝告说。她没讲出的意思岳鹏程是明白的：那时大桑园并没有什么名气，记者登门是十分新鲜高贵的客人呢！
“见见也好，看看这些人长的是不是三头六臂。如果再给吹吹……”岳鹏程心里说。但当他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时，肚里的热气全凉了。
这就是曾经让他仰慕和视为神圣的记者吗？这样的记者也能……
程越并没有发现岳鹏程心里的变化，她只是凭着机敏和一个月乡村采访的经验，以及文化馆同志的大致介绍，几个问题一提出和引伸，便使岳鹏程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分量。他认真起来。姑娘的容光四射的脸蛋，端庄优雅的姿态，不时发出的诱惑性极强的笑声，和连同笑声传递过来的雪花膏和花露水的芳香清爽的气味，使他的豪爽坦诚的天性得到了激发。他滔滔不绝地叙说起来。从“大丧院”到八百元家业，从塞给淑贞的纸条到他们的婚姻遭遇；从推盐买锯到伊春之行，从已经取得的成就到尚在谋划中的蓝图……他们谈了半下午，临走，姑娘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对准岳鹏程按下了快门。
当晚，岳鹏程带着几个人赶赴青岛，为办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