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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的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这些记载表明，容妃确是实有其人的。在清高宗诸妃中，“容妃”是首先提到的“回部”即维吾尔族妃子。同时，近年有学者以众多可信的资料也考证出，传说中的“香妃”，就是指乾隆皇帝的维吾尔妃子——容妃。传说中关于“香妃”的许多事情是后人编造出来加上去的。
孟森教授在《香妃考实》一文中认为她可能是大、小和卓的妹妹或女儿，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应该是一种因袭旧说的牵强附会。有学者发表《“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一文第一次公布了在故宫博物院中珍藏的清朝档案资料，其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香妃”的祖先不属于阿帕克和卓支系，而是属于额赖玛特和卓支系的。这支家族和大、小和卓同一个高祖，但不是一个曾祖。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令额色伊、图尔都、玛木特和额赖玛特和卓支系的其他人陪同“香妃”进京，都受到了清朝皇帝的封衔，并在皇宫南城墙外的西长安街，为他们建造了特别的寓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发现的资料，“香妃”是辅国公图尔都的亲妹妹，而图尔都和“香妃”兄妹的父亲，根据《西域同文志》和《西域图志》所载的谱系表看，应该是“和卓”阿里（即艾力）。额色伊是她的五叔，帕尔萨是六叔，图尔都是兄长。有的学者主张“香妃”之父为帕尔萨。但根据清皇宫内府档案，清廷给帕尔萨的封爵和御赠他的财物、“香妃”去世后分给他的遗物等的数量都比别人少，不象是对待一位“国丈”大人。《清史稿·后妃列传》以及现在出版的《二十六史辞典》中都明确地写着“容妃”是“台吉和札赉之女”。“台吉”是封号，“和札赛”三字包含了伊斯兰教上层的称呼“和卓”和“香妃”之父的名字“阿里”两部分。“卓”和“阿”合音为“札”；“妾”是“里”的模糊音。“和卓阿里”四字的快读音为“和札赉。学者们等把“赉”字误认为“麦”，就永远解释不通。这类例子在《清史稿》等史籍中还很多，如把“和卓集占”快读而翻译成为“霍集占”就是另一例。如此流传，往往弄错了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真名实姓。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香妃”之父为额赖玛特家族支系的和卓阿里，即和札赉。和卓阿里英年早逝，在大、小和卓反叛清朝时已经不在了。当年联合布鲁特武装牵制并攻打喀什叛军的“回部”武装的是“香妃”的五叔额色伊和胞兄图尔都
“香妃”在清宫
下一章第二部分 “香妃”在清宫 作者 ： 章恺 “香妃”家属不仅不属于大、小和卓叛乱集团，而正相反，他们还曾经起兵配合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当时，“香妃”的哥哥图尔都和五叔额色伊一起，联合了布鲁特（柯尔克孜族）的武装去攻打盘踞在喀什噶尔的叛军。平定叛乱以后，“香妃”随叔叔额色伊和哥哥图尔都一起被乾隆皇帝召到北京长住。不久，进宫当了贵人，跨越了“常在”和“答应”两个阶梯，得到特别的优待。新进宫的“和贵人”得到了珍珠、丝、毛、200两银子和15两金子的赏赐。一个月后，她的兄长图尔都喜获一所新的有二十多间房的寓所，在今东四附近。赏给他的礼物有布匹、马具、家具和现金。他的年薪从100两银子增加到240两银子，而与此同时，额色伊和其他在京亲属仍保持他们原有的年薪水平。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图尔都喜得佳偶—娶了一位满族夫人，名叫巴兰。 在皇宫里，和贵人享有和宫内所有妃殡同等的华贵豪奢的生活。上面将哈密瓜等贡品分给宫中女眷时，和贵人往往得到额外的一份。由于她信奉的伊斯兰教规定食物的严格限制，还带来了她自己的维吾尔族厨师努尔买提，专门为她烹调清真食品，如“谷伦祀”即“抓饭勺。她显然继续穿她自己的民族服装，因为在她当妃殡的头五年，有文字记载在1765年，乾隆将她晋升为“妃”的级别时，说明她没有满族的宫廷服饰，上面命令为她缝制合适的长袍。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和贵人”晋封为“嫔”，并改名为“容”，称为“容嫔”，是秉承皇太后的旨意。乾隆二十六年甲午上谕：“钦奉皇太后旨意，贵人拜尔噶斯氏、霍（和）卓氏，……俱著封为殡。”在内府的文件里，作为“容嫔”出现在第二个三年期。同年，其兄图尔都从台吉摺升为“辅国公”。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辛酉上谕：“钦奉皇太后旨，……容嫔著封为妃”。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帝的第二位皇后死后，他再没有立皇后，从此，容妃是宫中最高等级的妃嫔之一，仅次于皇贵妃。她的地位在妃子中处在第三或第四位上。
史书上记载，容妃曾多次随乾隆和皇太后外巡。1765年（乾隆三十年），她同乾隆帝去江南巡视，到过苏州、杭州等繁华城市。在南巡中，供给她的菜肴有野鸭、鹿肉、鸡和羊肉；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她又随同乾隆帝到山东去登临泰山，瞻仰了曲阜孔府。她还随同乾隆帝一起巡视过东北的盛京（今沈阳）和热河，并是木兰狩猎场的常客。从这么多活动来看，容妃和乾隆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并非向影视作品中描写的那么敌对。
乾隆帝还为容妃修建宝月楼。宝月楼就是今中南海新华门门楼。这里明朝为南台，没有大的营建。清顺治、康熙年间两度扩修，为避暑之处：东为春明楼，西为湛虚楼，南为迎薰亭，北为香殿、涵元殿、翔鸾阁，加上殿阁两旁的翼楼，都属于瀛台的范围。清末光绪被幽禁在瀛台。民国初年，清室尚以优待条件居住在大内，外朝则先归民国政府。民国间先改皇城正中之门名为中华门。中华门在明朝称大明门，清朝称大清门，民国有人建议：“大内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今国为中华民国，而正朝之门通当东华、西华之间，天然一中华门也！”语既巧合，遂为定议。不久以西苑为总统府，府门与正朝门相并，距长安街以辟宝月楼为府门，位置适合。今天的新华门，就是往日清朝宝月楼下所开辟之门。
大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回族妃嫔的先例。容妃以回部女子至清朝，乾隆不把她安置在后宫，特营建西苑宝月楼，作为金屋藏娇之所。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乾隆御制诗中，有关宝月楼的诗很多。乾隆在1760年夏天，有诗云：“轻舟遮莫岸边维，衣染荷香坐片时；叶屿花台云锦错，广寒乍拟是瑶池。”此以嫦娥比拟容妃。1763年新年又作诗云：“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乾隆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楼对。”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乾隆为容妃兴建宝月楼的原因是：第一，语言文化不相同。容妃讲维吾尔语，不能与诸妃嫔住在一起顺利交流，所以特地隔于南海最南之地，其地又距外朝之外垣。这里同皇宫既联系又分割，环境优雅，湖水涟漪。乾隆会维吾尔语，可以同容妃用维语直接交谈。第二，饮食习惯不相同。皇后的正宫坤宁宫兼作萨满祭祀的场所。坤宁宫每日进猪两口，在神案上宰猪，在大锅里煮猪肉，祭祀敬神。元旦祀神，皇帝、皇后行礼；春、秋两大祭，皇后亦到，妃嫔自当侍从。而最尴尬者，则为后妃受胙，是一种猪肉米饭，这是回教徒所万万不能忍受之事。所以将容妃单独安置在另一个生活区域，生活上很是方便。第三，生活风俗不相同。维族的衣服、装饰，同皇宫的后妃、宫女都不同。皇宫除御花园外，别无游观之处。乾隆于瀛台之南筑宝月楼，则随时可以驾幸西苑，而不必如临圆明园，路途既远，又烦劳出驾。容妃在这里则可免去其他妃嫔争宠之扰。第四，宗教信仰不相同。满族的宗教是萨满教，乾隆又崇奉喇嘛教。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要做礼拜。容妃所居之地，隔长安街而对回子营，建回教礼拜堂及民舍，并使内附之回民居住，屋舍皆沿袭回风。容妃站在楼上，可以望见对面的“回子营”，以解思念之情。
从报告容妃最后几年生活的某些档案资料获悉，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她命令从苏州的皇家丝绸厂提取了价值近400两银子的丝织品。1787年（乾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