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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清朝十二妃 作者:章恺-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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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对儿子福临的眷恋与负疚之情。她事实上给了玄烨双份的爱,将她作为一位母亲对亲生儿子的爱,与作为一位祖母对亲孙子的关怀,融为一体,全部倾注于玄烨。在与儿子的关系问题上,孝庄有过沉痛的教训,所以她要千方百计搞好祖孙关系,同时也倍加珍惜自己与玄烨的祖孙亲情。
  在玄烨心目中,孝庄不仅是自己的亲祖母,正像他本人所讲的那样:“朕自八龄,皇考世祖章皇帝宾天,十一岁,又逢皇妣章皇后崩逝。早失依恃,未得久依膝下,于考妣音容,仅能仿佛,全仗圣祖母太皇太后抚育教训”,他对祖母“晨昏依恋三十余年”,感到“依圣祖母膝下,如亲皇考妣音容。”玄烨将孝庄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同时也将孙儿的亲情和孝敬,与作为儿子未能给与父母的回报,合在一起,一并给了祖母。
  孝庄与玄烨同时又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培育孙儿的过程中,她始终站得高,看得远,目标明确,寓爱于教。她对玄烨既疼爱备至,又要求严格;既充满祖母深情,又不失一位导师的威严。她认真总结、吸取教育儿子福临时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方法。终于按照她心目中的模式,将玄烨培养成一位十分出色的皇帝,这对清朝的巩固与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孝庄在儿子福临身上没有能实现的目标与愿望,在孙子玄烨身上终于达到;从儿子那儿未能获得的爱与慰藉,终于从孙儿这里得到了补偿。
  玄烨不仅天资聪慧,其自幼所处环境与清朝面临的局势,使他很早就具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所以能比较自觉、主动地按照祖母的指教,在各方面发奋苦学,不断提高治国能力;当他政治上完全成熟,可以独立处理国务后,祖母仍是他的导师和顾问。玄烨将自己的一切归功于祖母,他由衷地佩服祖母,敬重祖母,感激祖母的教育与培养。
  孝庄能够培育出这样一个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个人而言,关键是具备完成这一艰巨育人任务的品格、素质、才能和修养。
  首先,前面已经说过她自己就很热爱学习,“无它好,独嗜书史”,“知书明理”,对满、蒙、汉三种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同时又有在皇太极、福临两朝三十几年的为政经验。所以,无论安排孙儿的学习,还是指导孙儿处理政务,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其次,她深沉、坚韧、果断、敏锐,心胸宽阔,待人比较宽厚,这些对于玄烨的性格与气质,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再者,孝庄极为关注清皇室即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朝政,“索以爱民为念”。福临去世后,她虽然成为清廷的头号人物,却很少权力欲望,甘心退居幕后,除去牢牢掌握清朝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外,一意扶持、培养孙儿,并于孙儿成长的过程中,逐步特权力移交给他,从而完全排除了祖孙之间存在权力之争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远见卓识,她才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培养玄烨方面,收到圆满效果。
  孝庄与玄烨的祖孙关系,还具有满汉两种道德、伦理观相互作用、兼容并蓄,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鲜明特点。玄烨的孝养思想,除去孙儿爱敬祖母等满族固有的朴素成份外,还体现出汉族封建伦常准则。玄烨曾说:“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垂则后裔。”他为祖母所做一切,既是出自真情,也是基于统治需要,旨在给自己的儿孙、臣民作出榜样,希望他们能像自己对待孝庄那样对待自己,忠于朝廷,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统治,保证国泰民安的根本目的。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玄烨命礼部议定:“皇上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前行礼时,和硕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内大臣、侍卫、大学士等,照常随行礼,八旗一品大臣井部院衙门满汉尚书,俱令在午门外众班内行礼。”可见他不是将自己对长辈的孝敬,仅仅视为家庭内部祖孙、母子之间的事,而是有意识地纳入朝纲,要求全体朝臣遵循无误。这也是封建皇帝家天下具体体现的一个方面。
  总之,孝庄身为祖母,在与孙儿玄烨的相处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起有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是她精心培养起与孙儿的感情,精心设计了这种她所满意的祖孙关系,精心培育出了一位中国封建社会屈指可数的名君。这是代表新兴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正处于蓬勃向上时期才能出现的现象,在古代中外历史上,也很非常罕见的。
  另外,从孝庄皇后的晚年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她是多么的立足于传统。
  首先讲信佛。孝庄文皇后晚年经常礼佛、持斋、诵经,其目的无非是祈求国泰民安、祈福祛病,诵经礼佛是他晚年的主要精神生活,孝庄文皇后历经三朝,多遇大事,晚年年老体衰,除遇大事仍辅佐孙儿处理外,把自己的希望和祈求寄于佛事,是十分合理的解释。孝庄文皇后本出身于笃信喇嘛教的蒙古贵族。当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以后,特别是清太宗时期,随着萨满教的逐渐衰落,对喇嘛教的尊崇则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这当然其为辑抚蒙古贵族的政治因素。当1634年蒙古察哈尔部败亡,墨尔根喇嘛以白驼载护法“玛哈噶喇”金身来归时,皇太极大喜,当即下令于盛京城外建“实胜寺”告竣之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639年,太宗又派特使向西藏的达赖喇嘛致书,提出愿请高僧前来“宣扬佛法”,达赖果派使者至盛京,受到皇太极的盛情接待。当皇太极晚年患病之时,曾按喇嘛教的教义在盛京建四塔四寺,为太宗皇帝诵经祈福祛疾。在这种背景之下,孝庄文皇后仍笃信喇嘛教应是顺理成章,毫无疑义的。有关孝庄文皇后的许多记载都集中在有关崇尚喇嘛教上,而且言出必办,毫无拖延差错。
  这就说明了二个问题,一是清入关后,孝庄文皇后辅佐幼帝,统一寰宇,培育一代英主成为最高决策人之一,在宫中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与威望;另一方面,孝庄所下旨都集中在崇佛之事上,亦说明礼佛在她的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地位。据满清档案记载:“巴林公主供佛”, “额木齐喇嘛于乾清宫诵经两日”, “开光甘珠尔经用”, “众喇嘛为大行皇后诵经时,制作佛前所供各五十两之曼陀罗花四,银二百两”‘“神武门内旁门面房每月众喇嘛诵经六日”。为皇太子事,兑换每月众喇嘛诵经时施舍之宝泉钱十吊八百,银八两六钱四分。这种记载非止一处。“准画佛经处来文,画佛房李修等九名画工,”宫中设有画佛经处、画佛房等专门机构,可见宫中需求量之多。而且,宫内诸处喇嘛诵经,梵声不断,上至太后、皇帝、皇太子、公主居处下至宫门都笼罩在梵声之中,说明崇尚喇嘛教十分普遍,礼佛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生活。这样就使人想到:明末喇嘛教在宫中已趋沉寂,清入关后宫中盛行如斯,孝庄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无疑是德高望重的最长者,她的虔心礼佛是否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宫中生活,而孝庄正是宫中精神生活的最高领袖。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孝庄一向勤于佛事。当她的身体条件许可时,常常亲自前往寺庙,从事礼佛活动。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二月十八日,她曾去刚刚落成的南苑仁佑庙上香。有时,孝庄也让爱孙玄烨代往礼佛,除前述五台之行及进香白塔寺外,又如二十一年四月,玄烨在盛京(今沈阳市)拜谒祖:返回途中,遵照祖母旨意,特地绕道辽阳州干手佛寺降香。他将祖母发来香资银600两颁赐寺惜,又分别去附近的干山吞声等寺,各赐寺僧银5两。
  其次讲饮茶。满族作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素喜食肉饮乳,故需茶解腥擅去油腻,这一生活习惯在家宴及大规模宴客中已为定制,延久相传。《龙江三记》载:“满洲有大宴会……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烟,次献乳茶,名曰奶子茶。”可见饮茶在满族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入在宫廷生活方面在许多地方仍保留着本民族旧有的习惯。对饮茶仍颇为喜好。同时据《清稗类钞》载,蒙古族有每日喝一次奶茶的习惯。可见饮奶茶是满蒙民族共同的生活习惯而且在宫中一直保留着。所需茶叶由地方督抚进贡。清代是贡茶制度完善化朝代之一,清代贡茶主要分“岁贡”与“御贡”两种。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及故宫博物院藏清宫茶叶,清代滇闽湘鄂陕川江浙皖赣粤鲁等13省65种御贡茶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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