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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人知道它呀！您是不是想过，如果不是幸运，如果不是收到伯父的信，您就不会看到世界，就不会知道还有这样一些国度，那里的人特别器重真正的阿利安人的品德，这就是具有精神力量，百折不挠和富于进取心。”
“我想对上校先生说，今天同出国时相比，我感到自己前后判若两人。在某种程度上……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确切，我对某些价值观念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祝贺您！我原有几个秘密想留待今天会面谈，请允许我现在向您揭开第一个秘密。您知道是谁帮恩斯特·坦年鲍姆把侄儿从俄国请来的吗？”
“非常感激您，上校先生。”
“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让您感谢我。我同坦年鲍姆一家是世交，同亲爱的恩斯情也是多年知己。我深知年轻的坦年鲍姆一定会为新德国竭忠尽诚的。我想告诉您——对此我拥有最高全权—一让我们一起为造福于我们美好的国家而工作吧！我有几个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一定会使您感兴趣的。”
“那我的亲人们将会怎样？”
“绝对没有关系。您要回家的，可是我们知道。在俄国我们又有了一个朋友，当……有一个很好的谚语：患难识知己。一旦这种时刻到来，我们也会识知己的……”
“可是，假如上校先生说的那种时刻来到了，一个从德国回到苏联的人，我想恐伯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我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只能造成损失。”
“是的，我的朋友，您很有远见。这很值得赞赏。不过，回国，这只是几种可能的方式中的一种。还有别的方式，也同样令人感兴趣。自然，这是为了一旦……”
“我非常珍视上校先生对我说的这些话。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我能做点什么，使我们两国相互了解、相互学习，那就要建立联系…”
“有些事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愿望。有些事我们无法控制，它们表达一种绝对的、独立存在的思想。检验一个民族是不是具有生命力的时刻已经来到。现在，每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你为谁服务？为了什么？”
“对不起，阿申巴赫先生，可是，我没有做谈这些的思想准备。有好多问题需要仔细考虑。”
阿申巴赫突然变得令人难以捉摸。他向后倒退了一步，好象要避开他刚刚说过的话，接着，便缄口不语了。他从窗户向外望去，铺了水泥的大院十分平坦，没有一棵小树；石头围墙约有两人高，上面插满了碎玻璃；大院的进门处有岗亭和拦路竿。此外，便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阿申巴赫走到电话机旁，没说明找谁便通知说，７分钟以后他要出去。然后，他漫不经心地看了坦年鲍姆一眼，好象在回忆，为什么要请这个人来。
“我可以走了吗？”坦年鲍姆站起身，慢条斯理地迈着典型的非军事人员的步子，走到桌子旁：“上校先生有急事吗？”
坦年鲍姆心里想：“他未必会同意就这样和我分手。我必须强使自己表现出。似乎在我内心有两种思想在斗争……不要让他们产生任何怀疑。我不能让他以为，似乎是我竭力想往侦察机关里钻。不，在我心里有两种感情在斗争着。我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代替我作出这一决定。让他想一想，假如他处在我的地位上，假如他的父亲留在共产党那边，他该怎么办。他们总是要怀疑我是被派遣进来的，怀疑我不是我自称的那个人。我不应该采取任何主动，一切主动行为都应该来自于上校。
“上校先生，我可以告辞了吗？”
“我说过了，我只揭开了今晚要谈的第一个秘密。您不想知道第二个吗？”
“非常想知道。”
“请不要说您听到我的话不感到高兴。”
“难道我暗示过，您的话对我、我的荣誉感和爱国心没有任何触动吗？难道我暗示过，您的话没打动我的心？可是我父亲，我一直在挂念着他．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旅行会变成这种样子！”
“也许想到了，所以才同意让您来，他相信，您一定会很好。一切都会很顺利……”
我茫然不解地翻了翻眼皮。
上校冷漠地继续说道：“话说回来，学生们都在想念您，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晤，学校的教导主任舒利太太，还有坦年鲍姆太太，就是您的远房戚和保姆也在想念您。她的名字怎么那么怪？这个名字不知为十么总使我想起一个交际花……”
我默不作声。我原本想立刻说出阿格利毕娜的名宇，可是我装作在沉思刚刚听到的那番话，并不急于回答问题。让他怀疑吧。他越是怀疑，我的澄清便越有说服力，他的印象也就会更加深刻。
这时，阿申巴赫继续说着，好象自言自语：“米兰达……齐齐里亚……卡琳……我常常这样……瞧，老啦……前几天遇到一个老同学，中学同学，还参加过他的婚礼呢，在一起玩过好多次牌，可是两三年没见，就把他的名字忘得光光的。我觉得自己简直糊涂透了。”
“您是说我的保姆吗？……阿格里毕娜大婶是个善良的好人。”
“是的，她真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帮了我们不少忙。您瞧，现在，我就要向您揭开第二个秘密。事情的机妙就在这里。我们派了一个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捷列扎村去，他同心地善良的阿格里毕娜·坦年鲍姆谈过话。她的记忆力非常之好，她帮了我们的忙，也帮了您的忙。请不要生气，公事公办嘛。我毫不隐瞒地对您谈这些，就是为了在我们彼此之间不留半句话。还为了让您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要同您合作。这种职业对精力充沛，想功成名就的年轻人最合适。‘愿者上钩，绝不勉强’。请选择。坦年鲍姆先生，在这间办公室里，还从来没有人拒绝过。谁拒绝，那总是要后悔的。老实说，无一例外。怎么样，成不成？”
“上校先生，我必须把这一切仔细权衡—下！我现在只知道一点，当我离开德国时，我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听到您说这些话，我感到非常高兴。请问候我的老朋友恩斯特。听说，他在为延长签证期限奔走……”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办成？”
“我想，会有人帮他忙的。”
“坦年鲍姆先生，”阿申巴赫过了一周之后说道，“请允许我祝贺您：您伯父的申请已经得到同意，签证延长了３个月。是的，我也很高兴。现在，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还想回到咱们的话题上来。有些事情使我非常感兴趣。您在阿塞拜疆生活了22年。您对俄罗斯人同高加索本地人之间的关系紧密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看法？我时常想起沙米尔①，他曾经同俄罗斯人作过战，成了民族英雄……我还会见过平等党和达什纳克党②的一些十分有声望的活动家，最后，我同格鲁吉亚民主政府的成员也都认识。他们对苏联的所谓民族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可是，如果清醒地看问题，不论是平等党、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还是达什纳克党都早已远离故土，他们总喜欢以愿望代替现实。而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的看法要有意思得多。”
【 ①沙米尔（约1798－－１８７１年高加索山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译者】
【 ②阿塞拜疆1912—1920年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译者】
上校不说话了，让我考虑如何回答。
“我在德国人中间长大，可是在巴库学习。据我看……阿塞拜疆人是信任俄罗斯人的……是十分尊重他们的。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阿塞拜疆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建了许多东西，改建了石油工业。”
“坦年鲍姆先生，我希望您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回忆一些能使我们感兴趣的情况和事实。这样的报告会送到上边去的。”
我非常清楚上校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样的事实和解释。
我可以回忆舍马哈的富农分子骚乱，然后把它说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衣民群众运动；我可以回忆农业集体化时在伊美列丁③人居住的两个山村里发生的骚动以及一位二万五千人工作队④队员（从第比利斯来的俄罗斯工匠）被害的事件。最后，我可以随便胡诌些什么，谁能核实，怎样核实呢？阿申巴赫十分明显地暗示，这样的报告才“符合潮流”、他已经设想好了关于我们谈话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