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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是一般的好客，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阿申巴赫是个忙人，我很难相信，他是在和我随便聊天。也许，我“孤单单”地度过的这些日子，并非象我有时感觉的那样毫无意义。
……
晚宴后，乌利里赫在送我回家时对我说：“弗朗茨，看来你和阿申巴赫上校之间的关系不错，你要珍视这一点。”
“谢谢，乌利里赫。我看得出，你对我也十分同情，也抱有好感，我同样十分珍惜这一点。”
我和乌利里赫已经慢慢地“你我”相称了。
明天我又该到马利安圆柱去了。现在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对自己说，作好今天也没有人来的准备。也许，不来还更好些。这说明，应该来接头的人安然无恙，否则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或者让我知道为什么不来接头。现在不过是时机未到……他们相信我能忍耐。分别前，坎达林采夫曾经说过：“要精神振作，永远记住，许多人都惦记着你……”
“许多人？” 是的，是的，是这样，不可能不是这样。
如果在马利安圆柱你谁也没碰到……那绝对没有什么可怕的。情况变了……或者是想让你生活得安定些。没什么可怕的。不过，你白白自己骗自己。如果今天也没有人来，那你就很难忍受了……
结果，依旧没有人来。
深夜的空气湿透了树叶、青草和雨水的气味，从敞开的窗户涌进来。窗外的老榆树懒洋洋地摇曳着湿滚滚的枝条，在迷股的月色中，地板上、墙壁上、床塌上树影婆娑。
从前，在我们捷列扎村的家里，也长着一棵百年苍翠的老榆树。这棵树早已死掉了，和那幢带凉台的两间一套的房屋一样，已经不复存在。父亲牺牲后不久，移民村在离原先那幢房屋２００米远的地方，为我们盖了一所新房。这主要是为了让我永远不再回想起阿加·基什一伙土匪疾驰穿过捷列扎村、里帕把枪对准父亲太阳穴的那一夜。
那时候，我在潘捷列耶夫家住了几个星期，斯拉夫卡成了我的兄弟，他们全家尽量为我减轻痛苦。母亲还年轻漂亮，我知道勇猛无比的坎达林采夫正在默默地、羞怯地爱着她。不，不，我没搞错。失去父亲的男孩子懂事早。他爱妈妈，妈妈也猜到了他的心思…她为了我而未再改嫁，不愿把自己的心再分给别人。她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些。坎达林采夫千方百计地、哪怕在某些方面竭力代替我的父亲。他不是我父亲的挚友，只是他的同志，是一个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奉献给革命，但却不要任何回报的革命者。
坎达林采夫给我做的那张弓。在我的床头上挂了很久。弓下面挂着用榆树皮做的箭壶，里面插着６根带金属头的箭。我觉得手边有一件武器是很重要的。如果有谁来袭击我们家，我可以用它来自卫。
从前，爸爸经常带我去参加射击。他的枪法好极了，我为他感到自豪。别人使的都是毛瑟枪、勃朗宁，而我父亲从国内战争时起，就是那枝那干式手枪。他射击时沉着而自信，枪法比别人都好。他十分珍爱自己的枪，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下面……我真不懂，他怎么会没打中第一个爬进窗户的匪徒。也许，他知道，如果打死他们一个人。匪徒们就会对我们全家下毒手。他抵挡着，为了赢得时间，好让妈妈和我离开屋子。他以为我们可以从后门，穿过花园走掉，彼得会掩护我们……不过，看来他还不太了解妈妈。
现在在捷列扎村应该是几点钟了？也是夜深人静时……妈妈睡了吗？我的亲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见面？签证期限只剩下两个月了。以后怎么办？回家吗？如果回家，那也决非是荣归故里。好象是休了一趟假：“参观了名胜古迹、文化遗迹，了解了一些风土人情。”
再也没什么了……在报告里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假如潘捷列耶夫猜到，我这一趟旅行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就不会羡慕我了。他如果现在处在我的地位上，一定会用自己清醒而又重实务的脑袋，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千百种解释，千百种使自己满意的解释。
斯塔尼斯拉夫和维罗尼卡他们那里怎么样？他离校了吗？如果已经离校，到什么地方去了？维罗尼卡呢？“你不知道，没有你我是多么痛苦。亲爱的，我是怎样地等待着你啊！”
那时，我以为会分别很久。我对把任务交给象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侦察员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自己并不十分了解这项任务。
维罗尼卡象想念一位英雄那样想念着我……当然，如果想的话……也许，她已经把我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英俊少年斯塔尼斯拉夫呢！他当然不会对她隐瞒自己的感情。我是不是过于自信了？她的确说过“我等着你……”
可是，离别时都是这样讲呀！我还不了解维罗尼卡，她对我也并不十分了解。假如她知道我日夜都干些什么，她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的。
可是，我十分想念维罗尼卡。而且想得越来越厉害。就在这样的深夜里，当窗外的那棵老榆树静悠悠地摇晃着，用枝条驱赶着睡意的时候，思念尤深。报务学校的女教师教女孩子们如何建立远距离通讯联系……一部机子在这里，另一部在那里，人们远隔千里，却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无线电，无线电……我如果能有一部只有一个波段的小收报机，该有多好啊……这些无线电波充满整个世界，它们无所不在。比如这里，在床和书架之间，天花板下面的空间，在窗户里，只是要捉住它们才行。
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同一房间里的另一个人，甚至可以传给在隔壁房间里的人。这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内也存在着某种微型发报机和微型收报机。这是不是说，在我们人体内深藏着某种尚未发育的能力——调谐并接受别人发出的波的能力？
无线电教师斯特伦佐娃同志，我多么想学会接受你的波啊。没有你们的消息，我愁闷极了。我非常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身体健康，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常常去游泳池，游到跳伞塔，习惯地蹬上去，勇敢地往下跳。听说，你们要学跳伞。请千万要小心、谨慎、仔细。请相信，我多么愿意能和你们呆上一天，哪怕一小时；多么愿意和老朋友见见面啊。分别以后才慢慢懂得，斯塔尼斯拉夫、科泰和沙根都是多么好的小伙子。他们离得很远吗？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幻觉？一种奇怪的、陌生的波压住了我的思想和回忆，驱散了朦胧的睡意，把对德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传到我的房间。作家托马斯·曼的讲话自远方传来。我侧耳倾听，尽量不漏掉一个字。
“……德国人民将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收音机里说，“但是，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我把声音调得低些，“他最终将会懂得，在这世界上他不能占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世界已被黑暗和恐怖所笼罩。不过，那时已经为时己晚。不要自寻灭亡！打倒欧洲的刽子手国社党徒！我知道，如果我大声疾呼：‘和平！和平与自由！’，那么，我也同样表达了德国人民最深切、最热烈的愿望。德国人民，拯救自己吧！拯救自己的灵魂吧！不要再俯首贴耳了，不要再效忠于暴君了，他只关心自己，并不考虑你们。当今世界绝不会同意、也不会容忍使人类感到恐惧的‘新秩序’……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继续顺从并且信任暴君，从而把你们带来的灾难再增加十倍，但是，这场灾难最终也将是你们自己的灾难。”
我一面听着伟大作家的讲话，一面问自己，这席话能使很多人动心吗？能在许多人心中引起反响吗？
报纸报道柏林的共产党组织被破获以及它的领导成员就捕的消息。抵抗运动力量分散了。全国上下在胜利的进行曲中如醉如痴。诚实的德国人却被投入监牢。
沙文主义的气氛笼罩着全国。
一大早，街上的铜管乐队便敲打起来。昨天晚上举行的庆典今天还在继续进行。饱食终日、志得意满的慕尼黑在欢送士兵开拔。一句熟悉的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