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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这是我唯一的指挥员，是把我和祖国联系起来的唯一一条线，因为我写给“爸爸”的那些信没有任何其他含义，那不是密码。
我觉得，这种接头方式不怎么合适。如果有人请我到什么地方去，那该如何是好？（前几天安内玛丽就曾经说过要带我去参观画廊，她说熟悉慕尼黑应该从这里开始，而不是从电影院、啤酒馆开始。我和她哥哥到这些地方已经去过两三次了。）卢克认为我是个完完全全的闲人，所以总是根据自己的时间约会……我一直都说“好吧”，十分客气地表示感谢。如果安内玛丽约我去画廊，我该怎么办呢？托辞……可是托什么辞呢？说不舒服？可是我那红扑扑的双颊岂不会泄露天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双须忽然变红了，就象一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那样．这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空气，也许是因为本地啤酒的功效。说忙……可是忙什么呢？
我还有一个备用的接头时间。我可以不在16日，而在22日的同一个时间到同一根柱子接头，也会有人等我。可是，这６天对我这位陌生的同志该是多么难熬呵……他会想些什么，作什么样的推测，担心什么呢？
话又说回来，谁能担保我在22日这个严格规定的时间里一定会有空呢？为什么我在同意接头的时候，完全象个唯命是从的执行者？为什么没动动脑筋设想一下，实际情况将会如何，哪些小事会突然发生干扰？
的确，我知道电话号码，可是除非有特殊需要，我不能打电话。
应当问：“是图书馆吗？”
对方答：“图书馆是另一个号码。”
“对不起，问讯台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号码。”
“那在问讯台大概坐着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
“十分抱歉。”
说完这些预先规定好的话以后，过10分钟我才可以打第２次电话。
这时我就会得知，暗号已经联系上，并且转给了应该转的人，得知那位先生同意进行联系，准备来帮我忙。
现在，我才可以用另一部电话拨第２个号码。
如果不能打电话，那么对方就不说“在问讯台大概坐着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而说“问讯台弄错了”。这就算完了，再也不要挂电话了。
我希望不要用电话。
应该好好睡一觉，要充分休息，起床以后头脑要清楚。
我的房间在二楼。一条螺旋形楼梯从大门口直通我的房间。不过，从院子穿过镶着玻璃的走廊（当厨房用），再走过饭厅也可以到我的房间。伯父的卧室在我下面。他每天晚上很晚才入睡，以为我早就睡着了。可是我听到，女管家乌尔苏拉大婶还在厨房里做活。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好象从来没有须略过男人的温存，因此对所有的男人都抱有同样的怀疑态度。
我早就把灯关上了。我躺在床上，竭力想象明天接头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睡着。抛掉一切念头，安安稳稳地睡一夜。第二天一早起床。做早操，踮着脚尖小跑一会儿，兔得吵醒伯父，他一般醒得很晚．主要的是要睡着。
我３点多钟才睡，因为半夜收音机广播了法国即将投降的消息。投降书将于1940年６月22日签署。希特勒现在会把军队调到哪里去呢？英国会怎样？
差5分1点。我来到马利安圆柱旁。细雨霏霏，令人生厌。在这种天气里，除非有特殊必要，没有人会出门。我离开伯父时，说想到图书馆去。乘上空荡荡的公共汽车。车子在广场上调头，然后，我在离圆柱不远的地方下了车。
整个广场空无一人。差两分１点，我开始穿过广场，时而看两眼为数不多的几个行人。１点正，我走过圆柱，左手里拿着一张卷成简状的报纸。我放慢了脚步，朝两边望了望，继续慢步而行，再也没有回头。我的表和收音机对过了，不可能有错。应该来的那个人没有来。我在广场上走了一圈，不时地往圆柱方向张望。
日子过得又慢又长，使人感到厌倦，我东翻翻西看看，和人聊聊天，出去走一走，看点儿什么东西。可是所有这一切，包括安内玛丽17日带我去参观的画廊，在我的记忆中都只留下了十分淡薄的印象。
不久以前，我还在担心，如果因为有事，我不能如期到圆柱接头，那就会使他因情况不明而苦恼．可是，结果恰恰相反。这说明，我训练得还不够。没料到我会把第一次失败看得那么重。
“你有什么心事吗？”安内玛丽十分诚恳地问道。她发现，我心不在焉地听导游人解说。
我只记得导游人穿着一双咖啡色的布便鞋。这是一个跟足的年轻人，蓄着又长又黑的胡子。他在讲现代派画家，而我耳朵里听到的只是一阵“嗡……嗡……咕……咕……”的声音。
我强迫自己听进去，听到了一些个别字词，但是这些断断续续的字词固执地不肯联成句子。
“我什么心事也没有，亲爱的安内玛丽．我只是想，这里汇集了多少珍品呵。我想，在我没到博物馆来以前，我的精神世界是多么贫乏……我还想，你……”
“说下去，说下去，弗朗茨同——志，我非常想知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对德国小姐有什么想法……”
“我想，她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她不吝惜时间，为启蒙一个－－”
“好啦，一切都明白了。现在让我们静静地听导游讲解。”
导游拖着博物馆特制的布鞋，开始讲述佛来米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在到22日的几千分钟里，用了15分钟来听讲解佛来米派的作品。
22日他仍然没来接头。
第八章 在将军的办公室里
“上校，我请您来，想向您提几个问题。请坐。”
安东·弗罗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将军身材矮小，他不太喜欢体格高大的人。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会使他想到自己身高只有１６３公分，这还得包括厚厚的鞋底、厚厚的鞋跟和特制的厚鞋垫。将军的前额方方正正，一双安详的眼睛上方长着两条弧形浓眉；他说话不多，但十分坚定、明晰，是那种习惯于和善于指挥的人所特有的语言。他的外表和话语都表明，这是一个聪颖过人、意志坚定的人。
盖竭力从声调上判断将军的情绪。老天啊，不管是那种微笑，还是那故作平静的音调，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他不慌不忙地坐到一个很深的安乐椅里，立刻便陷了进去，于是两人的头正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奥夫钦尼科夫递给上校一包烟，上校虽然不会吸，但也不敢谢绝，只好勉强吸了一口，极力忍住咳嗽，仔细地听将军讲。
“我想问问，你们那个佩斯科夫斯基怎么样了？”
将军把重音放在“你们”这两个字上，然后微微一笑。只有充分感到自己比对方优越，而且不打算掩饰这种优越感的人，才会这样笑。
“将军同志，我理解您的问题。没什么新情况，可是我们也没有根据…那里一切正常。”
“您这是自我安慰，上校。自我安慰。如果德国反谍报机关把一个22岁的学生，而且是半个德国人搞出来，您懂不懂，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您认为那会引起什么后果呢？谁会首先对您说一句谢谢？您知道是谁吗？那就是在慕尼黑和张伯伦签订过协定的那些人．您是不是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
盖突然感到自己失掉了一部分信心，他从来没有感到过信心不足。盖觉得自己完全不是几分钟前刚刚走进这间办公室时的那个人……在他的头顶上乌云密布……这乌云将会随着将军说出的每一个字，变得越来越令人可怖，直到雷声大作。他多么希望能改一个时间谈这次话，哪伯等将军稍稍缓和一些，等他自己能够集中思想，作好准备，甩掉那些束缚思想的无形桎……他情愿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知道，现在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被理解成具有特殊的含义，然而他却没有加进这种意思。他的报告也会带上自我辩解的色彩。
“凡是参加作决定的人，都相信佩斯科夫斯基的坚强信念和赤胆忠心，也相信他会慎重处事。”
“可是，决定是我和您作出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佩斯科夫斯基总是挂在我的心上。”
“将军同志，请允许……这是一个牺牲在富农手里的战士的儿子。司令部认为他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强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