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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告诉我这些，是为了让我给您出主意：去还是不去？”
“应该商量一下。”
“您向别人提起过这封信吗？”
“没有。应该先决定下来，再说不迟。”
“那好，您说吧，我听您讲，” 坎达林采夫怀着某种特别的兴趣说道。
“一方面，弗朗茨当然愿意去一趟。不管怎么说，那是亲戚。另一方面－－好端端的一个教师，好端端的一个人——您知道他不是个懒虫，不是白吃饭的——干吗要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到法西斯那里去……一句话，怎么答复哥哥才好？”
“既然您来同我商量，还把信带来了，那我就考虑一下。请告诉我，据我理解，您哥哥一次也没见过自己的侄子？您没给他穿过弗朗茨的照片吗？”
“没有，没有过。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祝您一切顺利。关于信的事，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过了几天，坎达林采夫把马克斯·坦年鲍姆请了来。他一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主人身边坐着一个人，腰扎咯吱作响的皮带。那人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坦年鲍姆，好象心里在估量，在他面时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信任他。
“坦年鲍姆同志，我们希望象同共产党员那样同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相信您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向任何人谈起您今天所听到的话。不对任何人说，即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坦年鲍姆同志，如果您自己不对我们说，不想让儿子到德国去，到您哥哥那里去做客，也许今天就不用谈了，”坎达林采夫插了进来。“我们请您为咱们的共同事业出一把力。需要时间考虑，我们并不急着要您答复。事情是这样。”
穿军装的人把手背到身后，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好象要把屋里的人同全世界隔开似的。
“假如以您儿子的名义，让我们的一个人到恩斯特·坦年鲍姆那儿去，您看怎么样？您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有几个移民同自己的亲戚有书信来往……他们会知道弗朗茨哪儿也没去。”
“这个我们已经想到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就请您那个加入了共青团的儿子到另一个城市去。那里会给他房子和工作。您看怎么样……他会同意吗？”
马克斯·坦年鲍姆对事情会发生这种变化没有思想准备，他是一个不习惯于仓促行事的人，他杂乱无章地、困难地思索着。他心里想，顶儿子的名派另一个人去，会不会给哥哥招来什么灾祸，他可不愿意这样。此外，这样一来，好象是他欺骗了哥哥。哥哥原来指望侄子来，自己的骨肉至亲来……他十分清楚地写道，他已经开始在考虑把遗产交给谁的问题了……这样一来……如果他说‘同意”，结果会怎样？那不是违心吗？如果说‘不同意’，结果又会怎样呢？
“我们并不隐瞒，我们想在那边，甚至有责任在那边安插自己的人。您想想看，德国已经吞并了波兰，正向苏联边界逼近。法西斯什么事那做得出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对付一切事变。”
“老实说，我在考虑，如果事情被揭穿了的话，是不是会给哥哥惹什么麻烦，那边的人也不蠢呀！”
“我们向您保证，首先，一切都会考虑得十分周到，做得十分周到。即使发生不测，恩斯特·坦年鲍姆也很容易说明他与此事无关……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自己的侄子呀！您的哥哥没有任何危险。”
过了两天，坦年鲍姆问坎达林采夫：“是我和儿子谈好，还是你们自己谈？”
“我们谈比较好。我们想，他会理解的。他要是喜欢上新地方，您可以经常去看他……不过，我再一次请求您，坦年鲍姆同志，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在离捷列扎村很远的一座城市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这个佩斯科夫斯基多大了？
“22，上校同志。”
“请准确一些，２１岁零几个月？”
“２个半月。
“您想派这个年轻人去？您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上，会怎样对待这种推荐呢？”盖上校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身体悄悄向前倾，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的脸，等着回答。“请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人，那边可能会怎么看他。”他用食指指了指天花板。
“在选上他以前，我们仔细地权衡了‘利’和‘弊’首先，他和坦年鲍姆的侄子同年。其次，在同一个移民村长大。他是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共青团员……”
“嗯，嗯，说下去。您怎么不说了？该讲他在学校的学习和品行啦！他在熄灯后打架，还有甚至考虑过开除他的那些事，您不知道该怎么交待？讲吧，讲吧，中校。我听您讲。”
“佩斯科夫斯基的行为我并不赞许，但是应该说，事情不是他挑起来的……即使这样，给他的处分也是相当严厉的。这以后，他的表现很好。是的，他不是优秀生，但是现在他对事、对学习、对自己要求得比有些优秀生还要严格认真。”
“性情暴躁的人不适宜干我们这一行。他不光和同学吵过架，这您比我更清楚。我有这样的印象，他好象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而学。我很理解，在这个时候派个人到那边去，是件十分诱人的事，而且机会看来也很好。可是，这个人选实在使人产生很多疑虑。”盖把一张贴着佩斯科夫斯基照片的表格放到一边。
汇报的人叹了一口气。他很清楚，必须注意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明显地表现出非常不愿意讨论另一个人选——就是那个认真仔细、整洁端正的年轻人。上校正在看他的照片。上校用眼溜了一下第一页上的一般情况（在这些方面所有的学员差不多都一样——既然学校是这样一种性质），翻过一页，看了几遍简短的鉴定。
鉴定说，学员潘捷列耶夫·斯塔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在学习上认真钻研，关心政治，品德端正，生活俭朴，待人稳重，积极参和社会工作。任墙报编辑。
看到这里，盖微微一笑：
“我不知道，潘捷列耶夫有什么地方使您不满意？在同一个移民村生活过，也通晓德语……除此之外，品德端正，正是在这一点上和佩斯科夫斯基不同。不，我简直搞不憧，您为什么不同意潘捷列耶夫。”
上校很少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并不是说，他不考虑下级的意见。不，他耐心地听他们讲，并目问题也提得切中要害，而后，则习惯于对下属的意见作出修正。他懂得，要慎重对待“我同意”这几个字，懂得人们对总是表示同意的须导有时都有些什么看法。他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岗位上工作，以及工作的目的，知道许多人的性命和命运就决定于他这一个“是”或一个“不”字。他仔细地衡量着这两个字，看哪个天秤盘上有未被发现的一部分优点，然后再把自己的意见放上去。
他的话是很有分量的，他的权力也很大。他理应得到这种权力，因为自从他有觉悟地生活以来，便差不多完全放弃了个人幸福和闲适的乐趣：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从青年时代起便为之忠心耿耿服务的事业。
他这个农民的儿子，一直到18岁都还认不得几个字，可是拚起刺刀来，连参加过对德战争的老兵油子也羡慕不已。他因为勇敢，又是农民的儿子，才不断得到提升。后来他当上了团政委，便被送到军事学院去学习。他学习是非常困难的：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了。可是他那股子天生的钻劲儿使他学完了全部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从军事学院毕业……可是，头发也花白了。在３年中，他学完了中学课程和真正的高等军事教程，这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例。在这３年里，盖只看过一次戏，参观过两次博物馆。他的同桌，一个嗓门大脸皮薄的高加索人，因为每天睡６个小时觉而被他认作是懒汉。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侦察机关工作。他能在这里工作是因为他极其忠诚可靠。
上校审视着汇报人：“不，我并不反对利用坦年鲍姆侄子的名义派我们自己人去的这个想法本身。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但必须做得聪明。人选也必须全面审查。这个潘捷列耶夫有什么不合适的呢？为什么您把他放到第二位？”
“他过分忠于职守了……”
上校迷惑不解地翻了翻眼皮。
“如果让他去完成某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