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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们对于那些不属于他们，但却是他们用血汗换来的财富，总是了如指掌。他们知道，谁大概有多少粮食，可能藏在哪里。新政权派的全权代表一旦到村，他们都十分乐于协助。可德国移民村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佩斯科夫斯基知道，整个移民村只有一个彼得算得上是个雇农。他身材高大、没有胡子，是个敦厚、有些痴呆的农民。他田无一垅，房无一间，帮谁盘灶、看孩子、种田或者放牛，就住在谁家。这个彼得对于给他饭吃，给他活干的人极其忠诚。
是的，在这里应该用另一种办法。必须把这４７２户按照自己的、佩斯科夫斯基不太熟悉的风俗习惯生活的人家，把整个村子，把这些年纪虽有老少之分、但却全都话语迟疑的人们变成盟友，必须打破这堵几十年来形成的与世隔绝的厚墙。
可是，怎样打破呢？用什么办法？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行？
“您为什么说‘一个钱也不用付’呀？”村长诧异地问道，继续端详着那支烟。“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价格。如果它没有价格，那为什么要费力去造它呢？就为了得到一声‘丹可申’①，为了一声‘谢谢’？你们的俗话说得好，‘谢谢’不能当饭吃。我应该付给您多少钱？”
【 ①德语“谢谢”的译音。——译者】
格吕弗尔特完全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他非常清楚将要谈些什么，并且早已做好了准备。他知道城里的情况，知道全权代表们也拜访了别的村子。他正等待着这几天会有人到捷列扎村来。对于这次会晤，他已经做了准备，设想过各种可能的问答，甚至连回答问题时的腔调也想好了。如果全权代表一味坚持，他，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便建议召开全村大会，让大会决定，谁能交多少粮食。对，就是交，而不是卖，因为新政权给的价钱比市场上低得多……不过，新政权完全不应该同村子里的这部分人搞坏关系，这些人素来以勤劳肯干、精明过人、无人嗜酒而为人称道。
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时地把用粗线缠着腿的眼镜扶正，掸掉桌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一再说明。在４７２户人家当中征购9，000普特粮食，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那样，明年开春全村就会没有粮食吃，也没有种子下田。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挺直身子，他那象是受了委屈，但又带有威胁口吻的低沉声音，从天花板的某个地方落了下来：“您作为新政权的代表，如果不相信我，您可以和邻居们谈谈。他们会告诉您同样的情况。”
哦，毫无疑问，邻居们非常清楚该说些什么。是的，他们可以从自己不多的存粮中拿出一点儿来，但决不允许任何人去看他们的粮仓，否则全村会一拥而上，决不允许……这里没有贫农和富农，大家都一样；全村奋起，家家相帮，不让任何人吃亏。你们带这些全副武装的海军战士来干什么？就是为了护送粮食？
这些，佩斯科夫斯基心中全都一清二楚，于是，便婉言谢绝了同村民的会晤。
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听着客人讲述国内形势，革命的目的，以及他对日耳曼人精明强干的无比敬仰，不住地微微点头。他一面点头表示理解，一面在心中暗暗思量，假如他们是在另一种场合、另一个时间里见面。他也许会更相信全权代表的话。可是现在，当一个有所求，而另一个不想给的时候，这些话便都失去了本来的含义。
“我们可以拿出……”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抬头望着天花板，用关节突出的手指拨弄着算盘珠，“我们最多可以拿出6，000普特，您知道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吗？”
“我们非常清楚，格吕弗尔特同……哦。格吕弗尔特先生，”佩斯科夫斯基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竭力奉承的腔调，便一下子憎恶起自己来，接着完全改变了调子。“我们都很清楚。不过您所提的数字……我很理解您对全体移民所负的责任，但是我仍然不能相信，您的同志、邻居会不关心……会拒绝帮助革命艰难地起步。我们建议同你们合作，是的，我拥有全权表明这一点。同时，我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以致使我们的关系变得不愉快……假如我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我当初肯定会拒绝接受这种任务的。”
佩斯科夫斯基沉默了一会儿，掏出烟盒，但他看到，对方根本没有吸刚才拿的那支，而且把烟放到了一旁，好象表示，既然他们没有谈妥，他也就无权碰这支烟。看到这种情形，佩斯科夫斯基沮丧地关上了盒盖。
“既然这样，那就请您把全体村民召集起来。我想和他们谈谈。”
“今天无沦如何不成，有些人到埃利扎别特波尔①去了，那里有位社勃科夫斯基先生去世了，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地方志学家，是我们极好的朋友……而且，我们有个习惯，如果要开会，必须提前一个星期通知，好让大家把自己的事情做完，能腾出空来开会。假如您早一点儿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在礼拜天祈祷完毕之后宣布这件事。这样重大的事情至少……至少需要提前３天通知。”
【①即下文出现的耶利萨韦特波尔，此人俄语讲得不标准．——译者】
“您让我怎么办呢？空手而回吗？”
“为什么要回去呢？欢迎您在我们这里作客。请看一看我们怎样生活，象不象资产阶级。”
“那好吧，”连佩斯科夫斯基自己对这个答复也感到有些突然。
第二天一早，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便传遍了８里长的主要街道──和睦街。这条大街穿过整个移民村。在铺砌着鹅卵石的“通行大道”中段，设有村管理所、邮局、两家商店（其中一家窗板紧闭、正等待择吉日开业）、学校和诊所，还有那些最受人尊敬的头面人物的住宅。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吕弗尔特的寓所也在这里。
不论是住在“通衢大道”上的头面人物，还是住在“大道”两侧的老百姓，对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都没感到慌乱，大家十分镇静：近年来的事变使移民们学会了如何对待命运的变换无常，学会处变不惊、忍耐克制。其中有些事件使他们久久难以忘怀。
1914年底，在土耳其投靠三国同盟并宣布参战后不久，移民村突然来了一队宪兵。这是一个骑兵排。他们包围了邮局和保利·卡尔洛维奇的家（同邮局毗连）。保利·卡尔洛维奇是一个老实的、不惹人注意的电报员。他和一般日耳曼人不同，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当他被拉出来的时候，全家哭诉不停。邻居们也互相询问，这个老老实实的保利·卡尔洛维奇能有什么事呀？准是误会了，简直是草木皆兵，竟怀疑这么一个人是间谍。可是宪兵们很快又拉出一个大吵大嚷、比比画画的陌生人，他发誓自己无罪，并且把双手伸向天空，呼唤真主为他作证。这是一个土耳其间谍．他搜集在外高加索公路上兵源调动的情报。他有一张桥梁和隧道平面图，准备在土耳其军队到来之前炸毁它们。保利·卡尔洛维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移民村便住进了一个名叫伊利亚·彼得洛维奇·里帕的宪兵队司务长。他的任务是维持治安，并把所有可疑的来客报告给上司。
司务长极为尽心尽职，所以曾经两次得到上司嘉奖。一次得到50卢布；另一次因为积极卖力，本来应该荣膺奖章一枚，但因为政权改变而没来得及捞到手。
十月革命后，里帕由于惯性作用，继续照章行事了大约３个月。后来，他竟非常顺利地改行当上了学校园地的看守，开始等待时机。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自己，就连别人也感到惊奇不巳。里帕以为，他那监视、探听并及时汇报的习惯会自然而然地改掉。可是当他得知巴库的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他心中盘算着，怎么干才好些。他明白，平时观察积累的材料足以使他得到一个比眼前屈居的位置不知要显赫多少倍的肥缺。不，他并不想隐瞒自己当过宪兵，但他同样也不想隐瞒，他可以同旧的东西──旧习惯、旧观点、旧时的朋友，以及一切能使人回忆起旧时代的东西彻底决裂。当然，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谁有多少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