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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这样长时间的清谈，并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比较含蓄地说到了这个意思。张玉欣正在努力回想我打过的一次电话，她坚持认为一听到她的声音，我说话都不自然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找刘布宗。张玉欣笑着说还从没有人把刘不宗叫成刘布宗的。我不得不把刚才的想法再说一遍，而且说得更明确了一些。张玉欣被迫中止了回想，她显得很失望，脸上的表情有片刻苦恼。我注意到她支在桌上的两只手这时拿了下来，搁在大腿两边。是不是，她问道，男人最后都要落入这个俗套？
俗套？
也就是通奸吧。
张玉欣看着我，尽管听起来有些难为情，但她说得的确有道理。我没有办法否认，只能说，好像也不是坏事吧？
是不是——她又问——所有关于爱情的表达，都不过是通奸的借口？
张玉欣目光锐利，口气越发咄咄逼人。我鼓足勇气，回望着她，想了好久，才慢悠悠地说道，事实上，所有的爱情最终必然都会通奸。
我的这一回答可能说服了张玉欣，她有些垂头丧气。之后，她的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朵根。女人脸红意味着什么，我当然不会不知道。因此，虽然我还坐在长条凳上，但已经在跃跃欲试。
张玉欣把头发往脑后掠了掠，眼睛羞答答地望着别处（水槽的方向）。她说，即使真要这样，我们也不能在这个地方。
我一下子没能明白她的意思，这个地方？
我痛恨这里，张玉欣明显变得愤慨。这么一个小县城，到处都是麻将馆。水泥厂、化肥厂、铝厂整天喷吐着烟雾。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粉尘飞扬。随处可见癌症病人和性病患者。
不至于吧？我觉得张玉欣好像太过激烈。
一想到过去医学院的同学，我就难受。他们大都留在武汉，一部分去了广州和深圳。张玉欣叹了口气，语调沉痛而伤感。他们对我已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遥远。往后，恐怕只能从电视剧或书里面才能看到他们的生活了。
也是，我表示同意。
再看看我们身边，周围的这些人。那些狗男女们，他们自以为躲在不为人知的地方，鬼鬼祟祟地干一些勾当，能有什么质量？看到他们，你还能有这种心情？
我有些不好意思，说，就是。
一定要做的话，我们就去武汉。
武汉？
是啊，武汉。
看来，张玉欣并不反对和我通奸。问题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考虑她这么说的意思：估计她更重视过程，或者，她需要一个类似于仪式这样的东西。再或者，她看重的是质量和品位。总之，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期待。单单用占了便宜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还远远不够。看着坐在桌前的张玉欣和她一张淑女似的脸，我意识到，可能无意间，我掘开了一座宝藏。
往下，我们开始了具体的讨论。
张玉欣表现得很神往。她说，在武汉，我们可以手牵着手去逛商场，逛步行街。保证不会被任何一个熟人撞见。然后还可以去吃西餐，喝咖啡。
实际上，这些都是电视剧里的婚外恋场景。张玉欣脸上放着光彩，如数家珍。而我，已开始担忧起钱袋。但我假装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毕竟这种时候并不多。而且，在这个时候考虑到钱，的确不合时宜。我觉得有些惭愧，因而故意迎合她，说这才是情调啊。
偶尔，我们也能疯一下，比如，去蹦的。
当然。
还有，在大街上，在昏暗的路灯下，在梧桐树旁，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接吻。不管那些行人，也不管过往的车辆。
可能，张玉欣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状态。她眼睛？？？？，表情痴迷。
那么，在别人眼里，我们也成了人影憧憧。
还可以，张玉欣仍在继续：到公园深处，躺在草地上，听一阵音乐；或者不听音乐，也不说话，就那样无所事事，懒散地躺着，把头搁在对方的腿上。
我感到某些地方不对劲，这和我的初衷相抵触。听张玉欣的叙述，似乎不过是在延续医学院学生时期的一场恋爱。而我，原始的动机就是通奸。我适时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大概是我突然打断了张玉欣的遐想，她明显有些不高兴，人也一下子变得阴郁。但她还是答复了我，她说，在武汉，旅馆多的是。
现在，去武汉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这里是县城，武汉是省城。从这里去武汉，每天有几十趟车，还不包括那些过路的。公汽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趟。去武汉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要和张玉欣一块去却困难重重。首要的麻烦是时间。张玉欣要么值白班，要么值夜班。她的工作很忙，我不知道哪来那么多人患性病。我要她请假，或者调休，她答应了我，却总在拖延。她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有时候，我几乎怀疑她是否在搪塞我，比如，已经说好了由王小燕替她的班，可是王小燕突然病了。这样的事情出现一次还有可能，多次出现是否说得过去？张玉欣看到我忧心忡忡的样子，也不好受。她说，王小燕确实身体不好，她没能怀孕，每天吃一些奇怪的药，所以把身体弄得虚弱了。那么，还有刘德安呢，刘德安就不能替你？刘德安么，张玉欣鄙夷地笑了一下，我还是觉得王小燕好说话。至于刘德安为什么让她用这种表情笑了一下，她并没有明说。
除了时间，还有一种麻烦。张玉欣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坐同一辆车，必须前后两辆车错开，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也许一车人（包括司机）都认识我们。那样的话，我们还没有从武汉回来，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张玉欣说，她非常看重名誉。
我没有心思做其它事情，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到武汉去。好多先前的朋友找我玩，都被我拒绝了。刘不宗每天也要打我几个电话，我的回答千篇一律：我要去武汉。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对武汉感兴趣。武汉是什么鸟地方？武汉人没一点意思。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我说，我有事。他们就不再往下问。有时候，我还是希望他们能继续问一问。如果问的话，我就会欲言又止地支吾过去。给他们一些思考的余地，我不能什么事情都让他们一眼看到了底。
张玉欣终于把时间安排妥当了。王小燕答应替她三个班。我算了一下，已经很知足：三天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
临时车站，就在国道边上。司机举着纸喇叭，在声嘶力竭地拉客。张玉欣通知我坐八点三十的车，而她坐九点的。车子开动时，透过车窗，我看到灰蒙蒙的人行道上，张玉欣正朝这里走来。她打扮得很干净，衣袖飘动着，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女学生。她不一定能看见我，但可以看到正在远去的这辆车，以及车后面扬起的尘土和尾气。她好像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这么说来，她的确很守时。而且，时间衔接得滴水不漏。我相信，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坐在我旁边位子上的男人，不停地吐痰。他有时吐到车厢的地板上，有时吐到窗外。风把他的唾沫星子吹到我的脸上，像是一些细小的雨滴。我装作揉眼睛，顺便把鼻子和嘴角都抹了一把。前排坐着一个女人，打扮得很过分。她经常把脸转到后面。男人伏在我的肩头，在耳边告诉我，说她是个妓女。当女人再一次转过脸来，男人就对着我挤眉弄眼。车到了毛陈镇，张玉欣打我的手机，说她刚要上车，得到了消息：刘不宗从三楼掉了下来，正在抢救。
我非常沮丧，就在毛陈镇下车，拦一辆过路车回去。回程的路上，我心事重重，谁也不注意，就像是整个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
刘不宗住三楼。听说，他是浇花时从阳台上掉下去的。他的身体在二楼的晒衣架上刮了一下，这使他在空中有了一个反弹动作。因此，他落在地上并没有摔坏什么东西。但是二楼的晒衣架挂破了他的肚皮，他当时就流出了一摊肠子。有一种说法，认为刘不宗有自杀倾向，因为一个男人不大可能为了浇花而掉到楼下。不过，这种说法没有多大的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