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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研究项目都已接近尾声，还有一些验证性实验没有搞。如果这些实验成功了，他就可以撰写论文和结题报告了。以前，他都是利用工余时间搞实验的，这一下，他落聘了，下岗了，他即将离开玻璃厂了，如果不完成这些实验，以后就很可能没有了实验的场所和条件，这两个很有希望的项目就很有可能夭折。他很着急。招聘名单已经公布，这就意味着他已经不再是玻璃厂的职工了，好在试验室的钥匙还在他手里，实验室还没移交，他要抓紧这段时间加大马力开快车，突击完成这些工作。他不能大大方方地去实验室，只能趁院子里没人或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进去。进去了，便赶紧关了房门。他不敢开灯，窗帘也必须堵得死死。房子里的光线非常黯淡，他只能摸索着凭经验调配实验材料和试剂，不是这样儿多了，就是那样儿少了，一个实验往往要反复多次。
这一天，他正进行着一个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突然有人敲门：“咚咚咚！”他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收了摊子，将一切东西摆放在原处，心里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高登进来，就说我在整理器材准备移交。一切收拾完毕，门敲得更紧更响，他用衣袖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应了声“来了”，便去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陌生人。
其中一个抢先问道：“这位先生，请问您是杨锐吗？”
“是。我是。”
“这位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老赵同志。我是省科协的，姓宋。”
杨锐热情地招呼他们回家去坐，两人谢绝说：“我们这次来，是想看看您那两项被列为国家十五规划的课题的研究情况。这是您的实验室吧？我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杨锐将两人引进实验室。
这是一间只有十二个平米的破旧房屋，里面被一张实验台、五个仪器架和三个药品柜挤得连人站的地方都很紧张。
省科协的宋同志皱了皱眉头问杨锐：“去年，省上拨给您的五十万元建设实验室款和十万元实验经费早已到位，厂里怎么还让您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实验室建了没有？”
杨锐被这问话问得蒙头转向。他根本就没听到过有这么一笔款子。他红了红脸说：“厂里从未说过有这笔款。”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杨锐说：“不知道。”
老宋眉头紧锁，沉默不语。
杨锐便拿出自己两个项目的有关资料和实验数据，将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两个人针对项目讲了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便走了。
杨锐快马加鞭，在移交实验室的前一天顺利地完成了全部实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些天，他一有空闲，就思考省科协拨的六万元到哪儿去了。他找不到任何答案，唯一的只能怀疑被高登私吞了。每每这样想，他便气得浑身哆嗦。他一连几个晚上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地想着对策：如果真是高登贪污了这笔款，我一定要告他，把这笔款追回来。尽管我已经不在厂里了，可是这是国家的财产呀！我一定要追回它，好给后来的人建一个像样的实验室，让他们能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工作和研究。又一转念：可是万一这笔款不是被高登贪污了呢？那我不就犯了诬告罪吗？
正在杨锐举棋不定进退两难的时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人找他了解情况了。原来，老赵和老宋临走时，将这事向市纪检委作了反映，要他们务必查清这六十万元的下落，并汇报省科协。
通过秘密调查，市纪检委已经基本查明，这笔款被高登和原任会计两人私分了。会计分得十万，其余五十万都被高登吞了。
杨锐气得牙齿咬得咯嘣响。在这件事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高登的其他一些罪行，便一古脑儿向纪检委的同志讲了。纪检委的同志听得大惊失色。
既然把一切都说了，便一不做二不休。杨锐跑回家，取来姚春临走时交给他的那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纪检委的同志。他想，这封信一定是反映姚春和高登之间的隐秘的，肯定包含有高登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最恶事实，肯定是投向高登的一颗重型炸弹。
19
三天前，市纪检委收到了玻璃厂下岗职工杜强送来的举报信，接着，他们从暗中查明了高登贪污省科协六十万元拨款的的问题。今天，他们又从杨锐那里得到许多情况，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姚春的那封信。本来，杜强和杨锐都谈到了姚春这个女人，他们早也清楚，高登的问题要搞清楚，其中一定少不了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已经去广州了，纪检委是个清水衙门，经费十分紧张，要去广州找姚春调查，必需一笔数额不小的差费，这笔款子从哪儿来呢？这封信实际上是解救了他们。
调查人员拿回那封信，极有兴致地赶紧打开阅读。前面是姚春写的一封信，后面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一些零散的日记。
尊敬的领导
尊敬的办案人员：
我叫姚春，原是光明玻璃厂的一位职工，众所周知的高登的秘书、情人。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坏女人，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坏女人，是一个被人唾骂的坏女人，是一个罪人。
我出身农村，是一个穷苦农民的独生女儿。我读过高中，毕业后又复读了一年，就在第二年又去学校复读的时候，我的父亲很意外地去世了。家境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我想凭我的力气养活自己和年老的母亲，便在街道收购废旧玻璃交光明玻璃厂以换取家庭的必需。就在这时，高登趁人之危，用利诱的方法勾引并占有了我。我恨，恨我自己的天真幼稚和轻信盲从。后来，高登利用公款给我买了上大学的指标，用公款供给我上了四年学。这四年中，他一直占有着我的肉体。毕业后，我被他安排到玻璃厂当了他的秘书。跟着他搞了几年的公关工作，实际上充当了他的地下情人——说是地下情人，实际上是掩耳盗铃，厂里所有工人，包括我的老公人人都知道这件事，知道我们之间的实际关系。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出于我的老实和忠诚。我觉得，他给了我这么多，对我恩重如山，我应该感恩戴德，应该报答他。可是我又有什么可以报答他呢？我很穷，我一无所有，我只有我，只有我的身体，只有我的肉体。我长得美丽漂亮，男人们都对我垂涎三尺，不怀好意，企图占有。正好他就是冲着我的这个来的，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谢他。我便心安理得地和他鬼混了，以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些年里，他占有了我的肉体，蹂躏着我的灵魂，践踏着我的人格，我都麻木地接受了，默默地忍受了。直至有一天，他对我翻了脸，便用无情和残忍对待我，他恨不能一刀捅死我，我才真正地认识了他这个猪狗不如毒似豺狼猛虎的野兽的本质。
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他的身边，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是一个大流氓，大贪官。他作风下流，贪污腐化，无恶不作。他的许多行径，都在我的日记里记着。我现在将它交给组织，希望能对揭露和铲除他这个恶魔提供一些依据和帮助。
我要去广州求职或者打工了。我本来不想走，可是我不能不走。我跟着他，已经毁坏了我的名声，满城甚至全市的人都知道我是他的情妇，厂里的工人们都已经在唾骂我了。我无脸见厂里的工友们，我无脸见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儿子长大了也会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妈妈而永远抬不起头。还有，我知道高登的底细太多了，高登迟早是要垮台的，在他狗急跳墙的时候，很可能会杀人灭口，杀了我的。这在全国已经破获的贪官案中屡见不鲜。所以我想，在高登尚未下马之前，在他尚未对我引起警惕的时候，趁早地逃命。
我去了。去之前，我将这些日记交给全厂工人们最信赖的杨锐同志，让他在适当的时候将它交给组织，我想他一定会不失重托，按照我的意愿去做的。
我现在就要走了，去之后具体在什么地方干什么，现在尚不知道。等我找到工作有了定所的时候，我会把我的通信地址以及其他联系方法及时告知杨锐同志的。你们如果需要和我联系，或者需要抓捕我（我早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请和杨锐同志联系。
（附我的八篇日记共九页，每页上我都盖了章，重要事实和数据上我都盖了指印）
此致
姚春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