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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礼物拿走实在不好意思，把礼物留下又实在心痛，特别是那些名贵之物，公款买的倒也罢了，私人掏钱，就痛苦不堪了，尤其那些小职员，为了打动地位显赫的市级领导，不惜投入多年的积蓄，一但弄清丢进了水里，脸上无论如何没有好看颜色的。何明智岂是受这种羞辱的人，于是出了这张“安民告示”，划清下台市领导和在职市领导的界限。
华钧连敲了几下房门，没有反响，显然老头子又到街上闲逛去了，只好去找孟玉群。
一想到要去见孟玉群，他不由有点发怵，孟玉群的脾气不像何明智古怪，但不知为什么，近几年来对人特别冷，尤其是官场上的人。舒中回风川，未必能引出她的热情，愿意去参加军大分校校友们的聚会。因为他第一次通知她时，她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孟玉群在军大分校时，也是华钧管辖下的女子分队的学员，虽然不像舒中、应敏、赵芳那样活泼可爱，却忠厚热情。她出身在小城镇贫民家庭里，比三个小姑娘要大几岁，解放后有强烈的翻身感，是带着感恩思想投考军大的。因此，对组织上交给她的任何任务，都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乃至她的婚姻。
那时，许多在战争年代戎马倥偬的老革命们，婚姻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但革命队伍里，尤其是解放军里女同志相当少，当时婚姻都是组织介绍，作为军大分校女学员队分队长的华钧，是当媒人的最佳人选。他对革命前辈万分敬重，满腔热忱，只要组织上有安排，他就乐此不疲。是么，人家为革命奉献了青春，难道还能让这些人打单身。一个红军时期参军的团长看上了孟玉群，任务理所当然落到他的身上。他找到她认认真真地做起工作来，先提高觉悟，再讲老团长的革命斗争史。他考军大前初中文化，平常又特别喜欢读革命书籍，革命道理一套又一套的。从猴子变人讲到共产党宣言，然后是中国革命运动，接下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急转直下，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老团长。语调缓和但态度坚决，说起来是征求意见，实际上是下了死命令，不同意这门婚事就是对革命老同志没有感情，直说得孟玉群哭笑不得。不过这姑娘向来是听组织话的，既然组织安排，那就不能讲二话，尽管老团长大她二十多岁，她还是同意了华钧完成了这次任务，心里别提有在 多高兴，孟玉群结婚那天，他特意 婚礼上以介绍人的身份大大赞扬这对婚姻的美满幸福。但是孟玉群结婚的第二天，他却对自己在婚礼上的慷慨陈词有些羞惭了。那天早上，他遇见了新婚后的孟玉群。他对她开了句通常人们都爱开的玩笑：“新婚幸福吗？”
哪知，姑娘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
他大吃一惊，还是硬着头皮又说了一句：“看看，都幸福得落泪了。”
但是不久，他通过许多渠道才打听清楚，这位团长在战争中负过伤，根本就失去了性的功能。他气得自己在自己头上狠击了一拳：“他妈的，你混蛋！”继而又有点埋怨那位团长：
“你既然没那玩意儿，干吗要求结婚？”接着他又责怪自己大不敬，“怎么能这样对一个老干部哩，他是为革命才负伤的啊。”
然而，被害苦的却是这位忠厚的姑娘，那个年代，谁敢提出离婚，特别是作为老干部老红军的老婆。不革命了？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怕成为右派么？这明明是碗黄连水，她必须喝。
可怜的孟玉群守了一辈子活寡，至今还是个处女。而那个老团长，不但生理上有问题，脾气还古怪异常，动不动就臭骂她是：不可改造的小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不准她随便外出，不准她对别的男人露笑脸。婚后二十多年，从没对她说过一句温柔的话，直到他临终时，大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才对她忏悔地说了一句：“这一辈子对不起你。”
这件事对华钧，像块石头似地沉沉压在心上。他这个人明刀快斧，一辈子办事都整整齐齐，就是挨整也要被整得干脆，唯独此事让他一想起就觉得窝囊，他曾经想过向孟玉群道歉，但又一想，那更无聊，嘴巴两张皮，说句话容易，可人家赔了一辈子，这不等于把人家推下水去，等人家灌满一肚子又冻得要死时再送去棉衣，玩这种伪善干什么！倒叫他感动的是孟玉群尽管失去了一生幸福，却没有一句怨言，老团长的各种清规戒律她都遵守，而且对这个古怪的人还无微不至的照顾，到了老革命生命的后期，他中风瘫在床上，她每天给他擦澡翻身，直到他咽气也没长一点肉疮。这就是中国妇女的伟大。
虽然，她生活没有幸福，但工作却积极肯干，认真负责。从军队转业后在风川银行担任会计，年年都是先进，这只能说她是把情感寄托到工作上吧。只是，近年来，她的性格突然变了，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而且看破红尘，拜倒在释迦牟尼脚下。
她这一怪异的变化，使在风川的军大校友们百思不得其解，她在婚姻那样不幸时都没有看破红尘，而今老团长已撒手西去，精神上再没有压力，她抱养的女儿也出落得如花似玉，在金威大酒店担任总经理助理，前途无量，对她又十分孝顺，却突然要求提前退休，投拜佛门？为此，华钧曾问过风川银行行长吴志远。此人也是军大分校校友。吴行长却显得无可奈何地说。“你问我为什么？我又去问谁为什么呢？我都莫名其妙，如果不是看在已过世老团长的面上，念其是军大老校友，我才不批准她提前退休哩。共产党员去拜佛，耻辱啊！”
华钧的嘴被封住了，但脑海里却留下一个谜。
孟玉群的家到了。这是六十年代修的老红军院，住着十余位在世的和不在世的红军和他们的家属，当年这座院子落成时，曾是风川城最漂亮的院落，大大显赫了一时。如今在那些大酒楼，豪华领导干部公寓的映衬下，已黯然失色了，倒像个破落的农民院落。门上上着锁，显然主人不在家，不过，华钧一点不失望，他知道她肯定去庙里念经去了。
寺庙离老红军院不远，仅隔一道墙，当初建老红军院时就是考虑到寺庙里绿化特别好，有百亩竹林和柏树林，可以保证老革命们生活在空气清新之中。这座庙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也是风川市最大的一座庙宇。“文革”前十分清冷，几个看守庙子的和尚把庙前庙后的清洁卫生做得干干净净，确实是一个养生寻清净的好地方。门票也不贵，五分钱一张，因此早晨总有许多人在庙后林子里练气功，打太极拳，和尚们对老红军优待，凡红军院的老革命们进出是免票的；“文化革命”中此庙原本要被革命小将们当成“四旧”砸掉，由于属一级保护文物，被贴上封条封存起来，和尚们被赶出庙去，有的还了俗，有的怕被批斗，还参加了造反派，老方丈为了生计只好做起小生意来，他原本想在城西门大榕树也弄个火锅肺片摊摊，但考虑到肺片是猪牛身上的东西，属不净之物，且有杀生之恶，便改做卖香烟瓜子的小生意，整日提着只竹篮在渡口码头游转。改革开放后，寺庙开放了，还俗的和尚又重披袈裟。老方丈被请了回去。开初和尚们并无奢想，觉得能回到寺庙重新端上铁饭碗安度残年，已是人生中的大幸了。不想，寺庙的香火却渐渐旺起来，而且愈来愈旺，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庙子里整日香烟缭绕，钟鼓齐鸣，恳求皈依者趋之若鹜，要求入庙出家当和尚者也大有人在。寺庙随之而兴旺发达起来。首先是人手增加、队伍扩大，随之经济发达、财源滚滚。门票由五分张涨到五角，由五角而一元，由一元而十元，由十元而二十元。
同时，庙里还开起了茶馆、素餐馆，各种小食摊摊，凉粉锅盔，花生瓜子。倒糖饼的，捏面人的，只要不卖荤菜，肯出摊位费，都可以进庙做生意。当然由此而带来的，寺庙不清净了，清洁卫生也大不如从前。老方丈为此也曾忧心忡忡，但时间久了，习惯了也就顺其自然。不过这一现象，开始倒把他搞懞了，想不到共和国成立近四十年之后，寺庙的香烟却大兴旺起来，这是为什么？他读到过一些理论家写的文章，称这种现象为“失落感”，“信仰危机”，饱经沧桑的老和尚不敢苟同这种说法：这些人不信共产党难道转过来真的信如来佛？善哉！他从那些善男信女身上，似乎看到的真诚并不多。表面看，拜佛烧香的人确实多了，细观察，却又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的是来求发财的，有的是来求病好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