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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高级官员能尽到他的职责，作为文武百官的榜样，则谁敢不尽忠职守，何必考绩！”
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杜恕说：
“公开考验官员的能力，三年作一总结，是君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历经六个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两汉王朝），考绩法规，并不居于重要地位；通过七位圣人（伊祁放勋、姚重华、姒文命、子天乙、姬昌、姬发、姬旦），考绩细则，也从没有被当做经典，传到后世。我认为原因是，他们的方案虽然原则上可以作为依据，但无法作详细规定，使它无懈可击。俗语说：‘世界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治是万能的，则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可以不需要姬弃（稷）、子契，作为辅佐；商王朝、周王朝也不必在乎伊尹、姜子牙（吕）作为助手。
“现在，主张对官员应加以考绩的人，引用周王朝、两汉王朝的做法，不过是用当初京房《考绩条例》（考功课吏法）作为蓝图（参考前三七年），可以说已阐明‘考绩’的要义。但是，如果盼望谦让风气受到鼓励，政治和睦受到推广，我认为‘考绩’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州郡政府举行任官考试时，应分为四类（一、儒学——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二、文吏——深通公文程式的官吏，三、孝悌——孝顺父母跟和睦家人，四、从政——有能力从政。参考一四三年）。考试及格之后，再向上级保举推荐，由中央征召聘请，出任跟人民直接接触的地方政府首长（指县长）；以后再根据他的功劳，擢升郡长，或者仍保持他的原职，而只增加薪俸，或加封爵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考绩。我认为，经过考试而被任用的官员，应该使他们显贵，采纳他们的建议，命他们拟定一项《州郡政府官员考绩条例》，切实执行。依照规定，应赏的一定赏，应罚的一定罚。至于中央政府的三公、部长级高级官员以及在宫廷供职的大臣，也应该就他们的职务工作，检讨考核。
“古时候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谈论天下大事。在宫廷供职的大臣，是君臣之间沟通的桥梁，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或错误，君王再小的善行都要记载，再小的过失都要纠举。天下是如此之大，人口是如此之多，一盏灯火，不可能使每个角落都得到光明。所以，君王是人的头颅，臣子则是四肢，显示同属一个整体，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完全。古人指称：‘充当栋梁的木材，绝不是一根树枝；帝王的伟大事业，绝不能靠一个人的谋略。’从此可以了解，岂有身为大臣，整天在那里办理考绩，就可以使天下太平之理。有些人既有办法保持他的官位，又没有被免职放逐的顾虑；而又有些人虽忠心报国，却遭受猜忌。社会上没有公道，邪恶的攻讦却成一时的风气。在这种情形下，即令孔丘来主持考绩，恐怕也不能有什么效果，何况一个普通的泛泛之辈！”
最高监察府秘书（司空掾）北地郡（陕西省耀县）人傅嘏说：“设立官吏，分担职务，管理人民，是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依照官位职责，去考察实践；依照法令规章，去检查督促，不过是一种细枝末节。基础还没有建立，而只管细枝末节；不知道尊崇建国大业，却把对官员的考绩，当做优先工作，恐怕无法分别贤愚，显示不出是非。”
二三七年 丁巳（6）
议论纷纷，一直无法作出最后决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竟不能实行。
司马光曰：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是任用人才。至于谁是人才？怎么发现人才？连圣贤都感到困难。于是，只好用听到的“毁谤”和“赞誉”，作为标准。喜爱和憎恶遂主宰这个判断，善良和邪恶就混杂在一起。用考绩条例检查行政效果，一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其实，重要的是：只要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就够了。在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则部属有没有能力，就很清楚的摆在眼前，根本无所遁形。假如不公不明，再好的考绩办法，恰恰被利用做成全私欲、打击异己的工具。
为什么如此？因为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出自内心；而考绩成效，根据的是外在行为。自己内心都不能正直，而竟去考核别人的行为，岂不太难！在上位的人，只要坚持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为喜怒好恶而改变立场，就很容易发现人才，并任用人才。想知道谁是饱学之士，只要他记忆的和阅读的十分渊博，谈论经典时十分精通，他就是饱学之士。想知道谁是公正法官，只要他有能力分辨真实、虚伪，使人不受冤枉，他就是公正法官。想知道谁是理财专家，只要他能使仓库充实，人民富足，他就是理财专家。想知道谁是优秀将领，只要他战必胜，攻必取，敌人害怕屈服，他就是优秀将领。至于其他文武百官，也都用这种方法考察。表面上看起来，是询问征求别人的意见，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做主决定；虽然也是根据他们的外在行为，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内心观察。探讨实情，斟酌形势，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以言传，也不可以记载，怎么能够预先制定法律，而交给主管单位去办理？
有的人因为是皇亲国戚，或权贵之家，虽然没有才能，照样身居高官。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贫贱，虽然有很高才能，照样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当权人士所喜爱、所欣赏的，虽然是个坏官，也不能免职；但所恼怒、所讨厌的，虽然对国家建有功勋，也不录用。询问别人，或征求别人的意见，称赞他的和诋毁他的，各占一半，因而犹豫不能决定。考察他外在的行为，文件俱在，但没有实质，无法清楚。即令制定再完善的考绩条例，项目再细，档案再多，又怎么能够了解真相！
有人说：君王治理的范围，大者是天下，小者是一国。文武官员成千上万，一一考察，或擢升，或免职，怎么能够不交给有关单位去办而自己动手？我的回答是：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在上位，不仅仅指君王，郡长主持一郡，州长主持一州，九位部长（九卿）主持他们的一部，三公统筹全国，都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他们的部属。君王也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三公、部长、州长、郡长，怎么会把事情堆到一个人身上，独任烦劳？
有人说：公务人员考绩办法，是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制定，京房、刘卲不过稍加增订而已，怎么可以废止？我的回答是：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的官员，在位的时间都很久，受到上级的信任也很坚定，而且制定的法律也很宽大，完成工作的限期也定得很远。所以，姒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完成，然后才处罚他的罪行；姒文命（禹）治理洪水，等到九州全部平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安居，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卲所主张的那样，一粒盐、一粒米的斤斤计较，早上交付任务，晚上就要求成果。有些事情，名称相同，实际却不相同，不可不加分辨。所以，并不是说对公务人员的考绩可以在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实行，却不可以在两汉王朝及曹魏帝国实行；而是由于京房、刘卲没有认清它的根本何在，只知道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胡三省曰：
司马光的评论，非常恰当。可是，必须英明的君王才能实行。自西汉王朝以下，能够根据方案，追究实施成效的，没有一个君王比得上刘病已（刘询，西汉王朝十任帝宣帝）。刘病已能够做得那么好，并不是由于师傅传授，或高级辅佐大臣开导。司马光所谓“不可以言传，不可以记载！”真是万世名言。
柏杨曰：
法治人治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纠缠两千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法治胜于人治，才成定局。司马光为人治所提出的辩护，徒供后人凭吊，已没有再批判的价值，我们自不浪费笔墨。不过，有一点却十分奇怪，这么一篇严重不合逻辑，矛盾百出的议论和对政治肤浅的认识，何以被人治派奉为经典？这是不是可借以说明儒家知识分子缺乏推理能力？假如不可以这么说的话，至少可以说，传统知识分子缺乏逻辑训练。
最可惊的是司马光认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擢升或免职，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言传，也不可记载——不可制定条文法律。这就跟京戏“审头刺汤”中的汤勤一样：“我说人头是真，它就是真；我说人头是假，它就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