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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兴致勃勃地观察我今后将生活地这个家。我的结论是：房子质量还不错，比我在机关工作，经常下乡时见过的农民的房子质量好多了。至少地面平整、干净，墙壁的白石灰也涂刷得很好。我知道在白灰的墙里，肯定是砖块砌成的坚固厚墙。我发誓我这样观察和思考，绝无毁坏监狱潜逃之意。我只是好奇而已。人有权利熟悉自己的家是吧。
我唯一的不满，就是太封闭了。这是一间黑牢。
我在影视作品中看过不少国民党的监狱，也看过《收租院》里刘文彩的水牢，那才堪称人间地狱。这间监仓应该说是一间质量不错的库房，而且干净、整洁。你瞧，还有一张不错的大铺呢。
记得后来有一天，我和这家看守所的郭铁汉所长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朝院子的这一侧墙壁建成铁栏杆？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铁窗。如果江姐许唐枫是关在这样黑暗的库房里，那部电影的片名还能叫《铁窗烈火》吗？如果李敖在台湾也关在这样的牢中，他主编的那份期刊又该如何设计封面——是一面很大的铁窗，一只五指张开的手从栏杆中奋力伸出呢？还是只画一面墙壁？当然，在那之前，我只读过《红岩》、看过电影《铁窗烈火》、《在烈火中永生》之类，还不曾见过李敖的《铁窗评论》还是《千秋评论》呢。
后来，当我和因同样原因在全国各地分别去狱中“度假”的朋友们重逢时，谈起各自的狱中生活，我才知道，各地的监狱也是不同的——他们的监仓里有自来水、有厕所、有用铁栏杆封住的半间放风空间等等。看来只有我不走运。
这座监狱的设计者一定只认识“囚”字，可以说他就是按照“囚”这个像形字来具体设计并建造这座监狱的。我心里自嘲——要是让我当他的老师，一定要教他多认识几个像形汉字。当然，如果让他认识“囹圄”也没用，认识了“狱”字更可怕，想一想两头凶猛的大狼犬一左一右虎视眈眈，还真不如在“仓库”里倒头睡觉了。
记得我小时候，曾看见县中队的战士押解着几个犯人在街头清理污水沟，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们的脸——象我练习画画时用过的双道林纸一样，白得可怕。我明白，从那时到现在，这个监狱的结构恐怕就不曾变过。当然，监仓之外，另有“回”字形的四堵高墙，儿时记忆中的监狱，是四道高大的土墙围成回字，临街的一面写着巨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可能是这个县最大的几个字了，因为只有监狱才有这么高大的墙壁。只记得那是土墙，很高很高，好像在若干年前，那四堵土墙变成砖墙了，而且更高，另外就是高墙上架起了高压电网。也许这“囚”字形的仓库式牢房也翻修过了，只是结构太奇妙，于是作为精华予以保留吧。现在，我也有机会在
这个黑牢把风吹雨淋已经变得不那么像知识分子的脸再弄白了。
在东边墙跟，叠着一摞大瓷碗，还有一个土红色的小塑料盆儿、沿墙跟再看过去，在门后的墙角，放着一个和塑料盆儿颜色相同的塑料桶，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乡镇企业生产的。这个桶的作用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给张新良分析《公诉书》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意思时，陆续有人走到那里；站着，于是桶里发出悦耳的声音。那是马桶。
这就是我这个家里的全部家具了。
观赏完这些，天并未像我预期的那样亮起来。无所事事，我就走到靠张新良的那一端，坐在床栏边上，身子靠着墙。我竟睡着了。
我也许只打了个盹儿。等我听见响动睁开眼睛时，天真的亮了。虽然监仓顶上的灯泡还亮着，但屋里的光线好多了。同仓的其他人已经穿衣起床，但他们都在看着我。我明白，这是他们的生活，去的人和来的人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新鲜内容。他们最好奇的还是我的眼镜，把我的眼镜拿过去，轮流架在鼻梁上，把手背放在身后，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人物，在屋里神气活现地踱着方步，一边连叫“头晕”，并问我为什么戴着眼镜不晕，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什么叫晶状体、什么叫曲光率、焦距。这些“科普”平日他们肯定懒得听，但在这个地方，他们听得如此认真。也许并未听懂，但我相信他们至今仍会记得那几个古怪的词吧。
我真的给11号监仓带来了乐趣。
院内有了开门声，有了人声和水声。监狱活了。有人爬在门缝，用手拼命扳着门板，这样也许门缝会扩大几毫米，目光可以多观察院内几米的空间。观察的人不断报告信息：听声音是先开的十五号的门、现在已经到了十三号了、今天值班的干部是王胡子等等。在等待放风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走到我跟前用手指门后的塑料马桶。我不解其意，未予理睬。但我走到哪儿，他仍跟到哪儿，始终把马桶指给我看。我不理他，我走到门后，正好门打开了，我第一个走出去。
初秋的早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空气没有国界，当然高墙也阻挡不了它。我一时有些感动了。我要好好享受我的第一个监狱之晨。
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四周，沿各监仓的门口，有一道水泥水沟，一根黑色胶管扔在地上，里边有水涌出。许多人就围着水管在洗脸，有的蹲在水沟边刷牙。见我出来，都好奇地看着我或者是我的眼镜。我一边抬头向上，近距离观察那个五角形的哨楼。小时候就从远处看过的这个哨楼此时近在眼前。楼身是青色方砖砌成的。五彩琉璃瓦顶下，是木雕的窗框，窗框打开着，有三个武警持枪站在窗口，监视院内动静。
我知道我所在的北侧监房后的高墙之外，就是我几个小时前进来时所走过的胡同，而东侧监仓背后，也许可以看公安局的大楼。这么想着，我仍两手抄在裤子口袋里，衣服披在身上，悠闲的向院子西侧踱过去，心想也许高墙会挡住视线的。嘿嘿，这就是监狱了？我要好好看看的。这时，我听见一声大喝，并有拉枪栓的声音，但我没想到这声音与我有关。在院内洗漱的其他人都拼命叫喊起来，我抬头东张西望，才看见哨楼上有一支枪向我瞄准，另有一人指着我：“你！退回去！”我低头看看，才又发现地上有一道白线，我的一脚已经迈了过去。同监仓一个年龄不大的犯人，从我背后拉着我的衣服，把我拽回来。
我走到水管处开始用手捧起水来洗脸，张新良说：“你再走一步，今天就没命了——怎么，你还不信？我告诉你，这小孩今天是你的救命恩人哩。”我笑一笑，未置可否。这时，总指着马桶给我看的那个人，又走到张新良跟前站着，不说话也不动。张新良说：“你的班你交不出去，看我干什么？！”那人悻悻而去，从11号把马桶提出来，到东北角的厕所倒掉，又拿过来用塑料水管反复冲洗几遍，再拎回监仓放在原处。
前后不到十分钟，被称作王胡子的管教就大声吆喝着把我们十几个重新驱赶进监仓，他正要锁门，我同仓一个四十余岁、面容憔悴的犯人又拿着塑料盆，表示要去装一盆水，听他口音是南方人。王胡子说：刘阳明，你不想活啦？刘阳明谦卑地笑笑，装满一盆水，小脚飞跑着回来。门又锁上了。从晨光明媚地外边，一下子进到黑暗的监仓里，几分钟之内，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我的监狱生活就从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开始啦。
第五章：最幸运的囚徒
总有一些天真的人问我：“你们‘政治犯’在监狱里是什么待遇？”我也总是这样回答：“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期《半月谈》上，刊登着一位外国记者对时任公安部长的阮崇武的采访问答，记者问：听说你们的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阮答：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如果提问的人对我的回答不理解，一般情况下我还要再进行如下“普法教育”：反革命罪是刑事犯罪的一种，而且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从以下方面就可以看出：反革命罪列在《刑法》罪行分则的第一节，在《刑法》准备惩罚的罪名中，它排为第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罪”。97新《刑法》改变了罪的名称，但位置仍排在第一；《刑法》规定，只有三种人除判罚主刑之外，还必须判处附加刑，这三种人分别是死刑犯人、无期徒刑犯人和犯反革命罪的人。也就是说，凡被判处死刑的、无期徒刑和犯反革命罪的人，除主刑外，还必须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或者判处罚金；以其他罪名服刑，期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罪的是累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