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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高统治者，宁愿失去手中的权力甚至自己的自由，也不愿亲自下令对人民使用暴力，他堪称千秋第一人……”刚说到这里，两个故事走到了自己的交叉点：我的家里响起激烈的敲门声。我立即就知道是谁来了！我告诉节目主持人有人来了，她也凭直觉知道来人是谁，要我不要挂断电话。我走到门后，问来人是谁、有什么事？回答是公安局的，要带我去局里问话。我提出交涉：明天上午行吗？我有一个孩子，她现在已经入睡了，我不便离开。来人态度坚决的拒绝了，并要我立即开门。我提出第二个要求：可以让你们进来，但必须小声说话，不能吵醒我的孩子。门开了，电话也被迫挂断。
通过电话录音，自由亚洲电台意外的进行了一次“有吏夜捉人”的现场新闻直播。
B、要求“女警当保姆”
进门将我控制后，带队执行抓捕任务的警察科长自称是我的熟人，对我进行“技术性麻痹”，他拍着我的肩膀，显得很亲热，并对我40岁出头就满头白发表示吃惊。
我没有心思感受他们的威慑、恐吓或者“亲切”。我是一个父亲，我此刻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怎样保护孩子。11岁的女儿刚上初一，马上面临她中学第一个学期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我不能让警察吵醒她影响她的休息，我不愿意把她惊醒后被满屋子的陌生人惊吓，更不愿意警察当着她的面在夜里把她的父亲抓走使她的心灵终生受到伤害。16年前第一次抓捕我时，我优哉游哉，心情轻松，以半讽刺半游戏的心态和警方交手，但这一次，我顾不上表演了，我首先是一个11岁女童的父亲。
感谢警察先生的合作，他们进来后遵守承诺，文明礼貌，其中一个警察打电话时习惯性的大喊大叫，经我制止后，也连声向我道歉。
他们发现事先不知道我是单身带孩子的情况后，有点被动。为了尽快完成抓捕，他们提出让学校的男性保卫人员在家帮我看护孩子，被我坚决拒绝了。无奈，他们只好打电话请示，也许是请求派出女性警察来我家担任临时保姆吧。但结果是上级不可能派出女警。带队的警察让我自己想办法。我大脑高速运转，把我所能想到的、认识的、合适的人全部过了一遍，最后只能“以权
谋私”给单位的女性同事打电话，让他们夫妇来我家一趟。需要说明的是，警察为了节约我的电话费，只让我用他们的电话通话。看来警察还是公私分明。既然抓捕我是他们的工作，我也就毫不客气的用他们的电话了。
半个小时后，同事夫妇来到我家，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我笑着说：“我要到公安局喝咖啡去啦，要和警察先生好好谈心，只好麻烦你们给我暂时看孩子啦。”
值得欣慰的是，直到这时，我的女儿仍在安睡，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我让我的女儿避免了李思怡悲剧的重演，同一时刻，在加拿大已经为我“招聘保姆”的任不寐，也一定和我一样想到了李思怡这个永远令人伤痛的名字吧。lz
C、在“盾形大楼”里十多年前，我主持拍摄一集介绍建筑艺术的专题片，设计人员把我带到刚刚竣工的海口市公安局大楼，向我介绍他的设计思想：像一面巨大的盾牌，在有限的空间尽可能夸张的表现出威严，两翼的线条展现无坚不摧的力量……现在我像老鹰抓小鸡一样被抓到这座“盾形大楼”，虽然我迈着轻松的脚步，但高耸的“盾形大楼”仍像一头巨大的恐怖怪兽，用它闪光的大嘴，一口将我吞没……
乘电梯来到6楼一间会议室，请我坐下后，由两名警察寸步不离的看守起来，接下来也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午夜等待。我事后分析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让恐惧、焦虑、烦躁的情绪在漫长的等待中，把我的理智慢慢摧毁，以便在接下来就要进行的审讯中使我无处设防，束手就擒；二是因为抓捕我是上边临时布置下来的紧急任务，人已经拿到了，但拿他来干什么、如何干，还需要等待新的指示，同时他们也要开会研究、策划，以便制定一个科学的审讯方案，确定审讯的方式、提问的技巧、手段等等。
就在这种等待的煎熬中，已经有各地的朋友可能从“现场直播”中知道我被捕的消息而打电话、发短信过来了，但我被告知不得接听电话。我表面保持着我惯有的镇定自若，处之泰然，但内心无比着急。我记挂着还在熟睡的女儿，平时在家，她入睡时，我关掉电视、拔掉电话线、把手机调整到无声状态，不让声音吵扰她的睡眠。记得她小时候，有一次我哄她入睡时，她的外婆告诉我外边有人找我，我说让他先等着吧，外婆说人家说有重要的事，我说就是邓小平来了也得等，外婆说你就那么了不起！我说不是我了不起，而是在我眼里，孩子比邓小平还重要！但现在，几名警察就可以把我抓走，使我脱离监护人的岗位，我无力拒绝，也无力反抗。我担心的是，同事夫妇在我家里看电视、打电话、谈话会不会无意把她吵醒？如果她夜里起来上厕所发现我不在家怎么办？她不久前感冒现在还在咳嗽，如果夜里把被子蹬掉使感冒加重怎么办？明天一早同事夫妇如何给她解释并安排她的早餐？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也转移我对女儿的担心，我开始参观国保支队会议室的满墙荣誉：制止1989暴乱集体三等功、保卫16大集体二等功、打击法轮功邪教三等功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1957年的“政治保卫先进单位”奖状，这是我有机会了解到国保支队与“政治组”、“政保科”的历史沿革。在满墙荣誉的左边，挂着一面“感谢610办公室亲人关怀”的锦旗，我说这一定是法轮功学员送的吧。看守我的警察很吃惊，说你也知道610办公室？！我笑而不答，警察说外边的人很少人知道610的。我问610是因为6月10日讲话、指示，还是因为设在公安部6楼10号而得名？警察如实回答：我也不知道。
时间就这样在等待中流逝，窗外汽车偶尔发出的引擎声告诉我，整个城市差不多已经入睡了。
D、审讯终于开始22日凌晨1：30时，审讯终于开始了。
当审讯我的4名警察各自坐定后，是我首先提问的：“现在你们应该给我一个正式的法律手续了。”但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口头传唤，在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了。”为首的警察这样说。我仔细回忆，也许是他们以为在我家门口说的“带你到公安局问话”就是“传唤通知”吧？也行。我接着要求：现在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为首的警察说：“我叫温保，国保支队政保二科科长。”另一位自我介绍说“陈永清，二科副科长”，还有两位没有自我介绍，但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晚负责记录的警察叫小王。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温科长用警察传统的开场白问我。
“知道，但又不确切知道。”我回答，“大概是知道的，但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能自以为
是的瞎猜吧。”
“你最近做过什么事？”温科长开始切入主题了。
如果不是记挂着家了的孩子，我一定会用开玩笑的方式，把我近期的吃喝拉撒针头线脑全部如实交代一番的。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我开门见山：“我在1月17日中午给刚去世的赵紫阳敬献了一个悼念花篮，在当天晚些时候，还写了一篇《我为什么要给赵紫阳献花篮》的文章。”见我如此坦白，他们就抓住机会一鼓作气，让我把送花篮的时间、地点、过程、花篮价格、动机、文章内容、发在何处一一交代清楚。其实在回答之前，我还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今天机会正好。我想问问，我送给赵紫阳的花篮是不是被你们拿走的？”无人回答。我只好说：“第二天中午我还去看过，发现花篮不见了，我第一反应是被无耻的盗贼偷走了。但我在公园看了一下，冯白驹将军雕像前谁送的花篮还在，只有英雄碑下我送给赵紫阳的不见了，因此才怀疑是你们拿走的。”
温科长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