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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营养十分苍白的细皮嫩肉，这样的铁与如此的肉，就成为一个好故事必不可少的元素。解决办法是，叶振仓刚拖着脚镣回到囚室，立即就有刘阳明等人围上去，把一件衣服撕烂，用细布条把箍在脚脖子上的镣箍，细心的包裹起来，把铁与肉的“亲密接触”，替代为布与肉的“传统接触”，这样以来，在未来30天内，叶的脚脖子就不必担心被粗糙的铸铁磨得血肉模糊了。接着，他们又给叶“制造”了一条布绳，这条布绳的作用是，一头栓住脚镣，一头抓在手里，当叶走路时，他就用手提着脚镣，使它悬在空中，把走路时脚镣与地面的摩擦替代为脚镣与空气的摩擦，有效减少阻力，这样就不必拖着地上沉重的脚镣，行动就方便多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还可以再给叶制造一条腰带，他把提在手里的绳子往腰带上一栓，这样他的双手也解放啦，除过总是不停的发出哗啦声外，脚镣好象已经不存在了。在从事蹲着吃饭、站在马桶边撒尿、去厕所大便这些重要活动时，脚镣也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不便。
另我真正开眼界的，是他在晚上时，可以从容地把裤子脱下来睡觉。其实也很简单：先把一边的裤腿从铁箍与脚脖子之间的夹缝中一点一点的退出来，等完全退出后，再把脱下来的裤腿从铁
箍与脚脖子之间拉回来，这样就脱掉一边了；如法炮制，另一边裤腿也可以完全脱掉。读者也可能会置疑这样费劲脱裤子的必要性，真可谓“脱裤子放屁”。其实不然，穿着衣服睡觉与脱掉衣服睡觉的感觉差别，与穿着裤子放屁和脱掉裤子放屁的效果岂可同日而语！最主要的是时间，我在前边已经反复强调过——监狱唯一富裕的就是时间，是大量过剩的时间，囚犯必须运用自己和自由人相反的思维，调动聪明才智，找到可以把时间消费掉的方法。把裤子从戴着脚镣的腿上脱下来，就是方法之一。为此，我们还要把衣服从戴着腿铐、臂铐的身上脱下来；甚至在冬天，我们还要把棉衣棉裤从戴着戒具的身上脱下来，时间越长越好；如果麻绳捆绑过夜，我们宁愿尝试把衣服从绑得和粽子一样的身上向下脱，时间越长越好；因为衣服脱下来不但成功消费掉了今天的时间，还以“按揭”方式消费了明天的时间——明天得用相同的时间和相反的流程把衣服再穿回去；它不但消费了加戴戒具者的时间，也消费了囚室全体囚犯的时间，衣服脱与穿固然是集体劳动，就是在旁边袖手围观，也是相当不错的娱乐项目。
我现在应该介绍脚镣如何“砸”了。因为箍在脚脖子上的铁箍，是两个半月形的，两个半月形合起来，才能完全包围住脚脖子。在半月形的结合部位留着圆孔，为了把脚镣加戴到身上，每个铁箍就必须用两颗铆钉。铆钉穿进孔里，两头长出不少，一头垫在铁砧子上，另一头用八磅铁锤使劲砸，直到把两边砸平整、砸出两个钉帽。这就是所谓的“砸脚镣”。期限届满，管教把戴镣人提出号子，再用铁锤和凿子把铆钉的盖子一点一点打掉，就可以解开脚镣了。我还必须说明的是，即便是用这样极端的方法禁锢身体自由，囚犯仍然有办法自己解除脚镣，恢复身体自由。这就是“剜脚镣”，用铁钉、筷子或任何东西剜掉铆钉的帽子，自行打开脚镣。这不是简单工作，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十天……总有把钉帽剜掉的时候，就像生命的种子总有办法破土而出。脚镣打开后，放风时再把它绑在身上，管教不注意看一般是发现不了的，放风结束回到号子就拿下来放在一边。如果被发现了，那就等着绑一绳好了！或脚镣手铐同时加戴。囚犯总是一边剜钉帽一边豪气的说：“戴吧，老子脚镣都敢戴还怕再戴上手铐！”如果运气好能骗到脚镣解除的那一天，就把铆钉胡乱放上去设法闯过最后一关。
脚镣以金属的冷酷强调了专制与自由的二元对立，并且以最简单的艺术手法把专制与自由的冲突典型化。我在监狱的第二件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尝试脚镣的味道。
第二十四章：高墙内外：我父亲的1989
1989年，一道墙把我和父亲隔在两边，我在高墙内，我的父亲在高墙外。高墙以内，我笑容满面，爱狱如家，吃饭香睡觉更香，但高墙之外的父亲如何，我却无法知道。刘军告诉我，人在监狱关久了，再看见街道上的人走路，觉得就像是在冰上滑行，至于看见骑行的自行车则觉得像是在空中飞翔啦，真可谓下雪时如果“黄狗身上白”，则“白狗身上肿”。我觉得很惊奇。其他囚犯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出去宣布逮捕、或者被提到县中学的操场上召开大会绳捆索绑公开逮捕时，也有机会发现这种奇特的视觉现象。但大家都不明白原因，只能啧啧称奇。我回忆起1987年秋天我南下海南岛时，经过几天几夜连续的车船劳顿，当我终于在海口的新港码头上岸时，发现眼前静态的景物仍然在移动。我据此推测，长期在囚室面对静止的东西，眼睛的视觉神经发生退化，无法准确识别双脚的移动节奏，误以为是连续的匀速运动，也就是像在滑行，至于真正滑行的自行车，因为速度快，在已经退化的视觉神经那里，简直就像是在飞啦。这是我的“生理退化假说”，能否成立，现在仍有待科学家去进一步验证，这里我暂不作结论。
入狱两个月后，我终于有机会亲自观赏行人在街道滑行的美妙感觉。
读者朋友应该还能记得我在前边的介绍，连接街道与监狱的，有一条50米长的胡同，胡同两侧一边是县人民医院，另一边是县公安局。从街道进入胡同，沿公安局和医院之间走进去，首先进入一个铁门，铁门里是县武警中队，经武警中队院子再进入左手边的另一个院子，才是监狱。这天上午管教把我提出囚室，戴上手铐，押出监狱大门交给专案组后，周胜利说：“今天带你到公安局去审。”管教走开后，周赶紧对我说：“今天让你的家人见一下你。我们走出去时，你姑父等人会站在公安局对面、也就是邮局门口，咱们假装是碰巧遇见他们了，就让他们顺便见一下
你。为了不让他们见到你时心理难过，在路上我就不给你戴手铐了，但你自己一定要懂事啊！绝对不能谈任何涉及案情的话！”他在结尾时，加重了表达的语气。
见周这么说，我非常高兴，当然知道自己必须懂事，不能惹出乱子陷他于被动。我说：“非常感谢！我保证配合你们，不惹麻烦。”之后，他就和小杨两人一左一右贴身押送我出了监狱，来到武警院子，一出武警中队的大铁门，虽然我的身体在周、杨二位警察先生的贴身紧逼下，显得局促、狼狈，但我目光却以光的速度，自由地穿过50米长的胡同，一下子来到我熟悉的大街上，来到自由的街道，来到供人们自由行走的街道。就是这时，我看见街道上的人们，像溜冰一样在胡同口滑行，或从东向西，或从西向东，一闪而过。我记得我把这种新奇的视觉体验告诉了周胜利，他不置可否。
遗憾的是，直到快走到胡同口、即将拐进公安局大门时，我也没有发现我的亲人们的身影，在那么多来来去去滑行的身影中，我甚至没有发现一个其他熟悉的人，这令我惊奇不已。我们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拐进公安局大院。
我被带到第一次抓捕时的公安局二楼那间房子里。
看来周胜利今天根本就没打算审讯我。他和小杨坐在那里，桌上没有纸笔，也没有提问的提纲，甚至没有提问的思路，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今天是礼拜天，公安局大楼里是空的，显得很安静。我意识到今天可能是他专门安排我和家里人见面的。闲扯了一会儿，我告诉周胜利，我从窗户看见我姑父在邮局门口。周说是吗，我去看看。说着他就起身出去了，留下小杨一个人在看管我。几分钟后我就见到了我的父亲，这也是我和父亲各自在一生中与对方最特殊的一次相见。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儿子，一边是退休的共产党干部，一边是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阶下囚。
周胜利推开门，我就看见我父亲和我姑父走进来，后边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以及我的表弟、也就是姑父的长子等人。我连忙站起来，笑着，以主人的姿态对他们一群人说：“哈哈，你们怎么都来啦？欢迎欢迎，请坐！”
我镇定自若、轻松自如的样子，一定令他们感到意外，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但久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