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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笔录时，内容涉及到我的家庭生活，刘警官对我的夫妻关系紧张一事特别敏感。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忧虑。我明白他担心什么。离异可能使我这个重点人口变得更加危险，至少是更麻烦。因此我有理由相信，1997年11月11日下午16时我婚姻解体的这一时刻，他现在和我一样清楚吧。
刘警官一口东北腔儿，高个，红脸膛，很英俊，让我想起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的那个东北小伙儿，他把他比喻为一株红高粱。做完笔录后，他反复提醒我尽快把照片给他送来。
几个星期后，我突然接到刘警官电话，还是为照片的事，他有点不高兴了。我也毫不客气：去派出所无公交车，我打的你报销吗？他提高声音：我对你一直很尊敬，按我们的要求，每两个月得跟进一次你的状况，但我都没有这样做，对你放得很松，希望咱们彼此互相理解。”我说：“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你总不能让我放下自己的工作替你工作吧？
最后他口气缓和下来，催我快点送去照片。
几日后，我办公室突然来了两个下身着警裤，上身着便服的年轻人，他们说：刘X叫你去一下。”
天下着小雨，路上很泥泞。我跟着两个小警察到了一处地方，见门口挂着街道综治委的牌子。上了狭窄的楼梯，刘警官果然在等我。
他诚恳又无奈地说：你太不象话了。
说完不停的摇头。不一会，小警官按他的指示，叫来一个照相的人。于是我靠墙站着，被正面、侧面、半身、全身地照了一遍。记得我始终很开心地笑着——我希望今后不管何时，我都在某间屋子的某个文件柜的某个牛皮纸档案袋里笑着，而且不管哪个警官，只要他打开我的档案袋，首先看见我灿烂的笑脸。
照完像，刘警官说：你给他十块钱。
我说：咦？这才奇怪，我免费供你拍摄，不收你的肖像权使用费，你到反要我出钱？他也笑起来，就从自己口袋掏了十块钱给那摄影师。接着他在砧板上刷油墨，分别拓取了我的十个指模、两双掌纹、两双脚纹。我穿袜子时抱怨他未能提供洗涤用品——这样穿袜子肯定把袜子毁了！我假模假样地要他赔我一双袜子。
他终于忍不住再次大笑起来。
三
我出狱十二年了。
多年来，不管我浪迹萍踪、工作单位如何变换，以至于朋友失散无从联系，但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1992年，当我出狱两年，准备与几千里外的未婚妻结婚时，她所在地的铁路公安抢先一步找到她，问她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结婚后两年多，妻子所在中学的校长，每次见到我都要告戒我：一定要小心！公安并不知道我和这位校长是好友，他们给他的任务是，把我每次去的时间、离开的时间、和谁接触过等等内容，记录下来交给他们。“我才懒得这么做！”我的校长朋友对我说。我笑着说：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得抓紧政治学习才行。
1995年5月的一天，在南京的珍珠宾馆里，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突然对刚刚进行了一次长谈、彼此第一次互相有所了解、现正准备入睡的单位领导说：1989年我出过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应主动向你说清楚。
他大笑起来。见我不解，他说：两年前，你刚来两个月，就有省厅、市局的公安同志找过我了，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单位，要单位掌握你的情况。
当时我很吃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我走出高墙、重获自由之后，始终有一张我虽然看不见、却有形、严密的网络在监控着我。
四
女儿两岁时，有一次在酒桌上听朋友说“你在监狱如何如何”的话。她未吱声，但记在心中。一天她突然问我“爸爸你坐过监狱？”我大吃一惊，马上想起是朋友多嘴引起的。我懊恼万分：如何对女儿解释？如何让她相信爸爸并非坏人？
我抱起她，说：小姑娘，爸爸不是坏人，你要相信，好吗？等你长大些，能听懂时，我再讲给你听好吗？她未置可否。
在她不满五岁时，有一天，她又问起这事。我说：我说过等你长大些，可以听懂时我再解释给你听。
她说：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上小学了，你现在说出来试一试，看我能不能听懂。
稍作犹豫，我尝试着解释说：爸爸是因为从事民主运动被关进监狱的。民主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看，你觉得谁好呢，你就选谁当领导；谁当不好就另选一个来换掉他。而咱们中国现在的领导不让老百姓选，有错误还不准批评。……。。
女儿叫喊起来：我知道了，那你是反对jXX了——对啦，你原来是反对dXX！哎呀，这事你再也不许对任何人讲了，即使我妈妈你也不要讲。如果你实在想讲，就讲给我听，因为我即使想去公安局告你，也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说完，女儿对惊呆了的我说：怎么样？就这你刚才还说怕我听不懂？
这时我只好认真给女儿解释说，爸爸不反对任何具体的个人，只是希望把关系到老百姓的事能办得好一些。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决不相信。我告诉他：的确是真的，绝无虚构。
我女儿八个月时学会说话，一岁时可以与人交谈，而且她一开始说话就可以说出较长的句子，还可以不时在句子里用一、两个成语——在她开口说话之前，我用成人的语言，每天和她不停地说话，所以她一开口说话，就直接使用着成人的语言。
五
十三年前，当我还在四堵高墙电网之内的一间黑屋子被囚时，我就想我要把这段生活写成一
本书。但十二年来，我从未动笔写过一个字，六本《狱中日记》也扔在了几千里外一个朋友处。原因有二：写了无法出版——写了是白写，说不定还因手痒而惹祸。我总不能像《红岩》那样、像方志敏那样把自己写成正面角色、把公安干警写成反面角色吧？第二是写出来之后有什么价值？
直到我在网上看到余杰说“我们要战胜内心的恐惧”、杜导斌的“勇敢说”及任不寐的“专制是对人民心内怯懦的惩罚”时，我突然明白我可以写这段经历了，我找到了主题：我要告诉人们，监狱并不可怕，我是面带微笑进去，又面带微笑出来的。我的狱中日记扉页曾自题四个字：爱狱如家。
我要告诉人们：坐监狱一点也不可怕！所以我暂定的题目是《我在监狱里的快乐生活》。
但愿不要写得太长。几十万字写起来很累，但愿我还能坚持下去，把它写完，与大家分享。
是为序。
5日－7月－2002年
第一章：一次文明的抓捕行动
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缉拿归案。
但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有几套预案。并且经历了失败、失望甚至沮丧之后，却意外将我抓获。
那天上午十点多，我上街去了。我家住在离县城大约三公里远的地方。为给母亲奔丧，我回家已蛰伏了几十天，母亲在1989年6月6日偷发脑溢血病故，昨天是母亲的百日祭奠，今天我计划和几位朋友告别，明天就将再次远行。
在街上首先遇见我中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他摆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儿，我站着和他聊了几句。他和我都无法预见，我和他的这次偶然闲聊，使他日后也成为警方的调查对象。
刚走了几十米，正欲去一个朋友家，突然见我妹妹骑自行车迎面冲过来——看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果然，她大叫：“哥！公安局分三路到咱家抓你了！父亲叫你快走！”说着，她把我放在家里的证件、钱物等塞入我手中，同时说：“快，快点儿！”我哈哈一笑，说：“没事儿，你回家去告诉父亲，就说我没事，让他放心。”妹妹显然因我的平静和坦然而放松下来，但当她调头回家时，从她频频回头的动作和眼神中，我知道她当然不可能完全放松。我就微笑着给她挥手。
到了我计划中第一个告别的朋友处，坐下来喝完一杯茶，谈了我下一步的去向。这时我突然想到，兵分三路去我家围捕、并遭到失败的警方，现在说不定正在向我这个朋友处来呢。我就说，咱俩换个地方说话。
在这个院子，还住着我另一位大学同学，他在外地工作，只有他妻子和女儿在。我告诉我的朋友，咱俩去对面××家坐一会儿，半小时内，我让你看一出蹩脚的警匪片。朋友明白我的话意，两人就笑着移脚对面的同学家。
同学的妻子热情地把我们请进去。我说，你把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