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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还曾拉伤过耳朵。耳朵出去时是顺势，退回来时，翘着的双耳就挂在风门的口上了。我因为戴眼镜加招风耳，所以轻易不敢把脑袋“监外执行”。
执勤哨兵后来发明了一种很高明的办法。他们拣些砖头瓦块藏在哨楼上，见有人偷开风门，伸出脑袋聊天，就把砖头瓦块噼哩啪啦咂下来。也许他们投掷水平太臭，那么长时间，居然
未砸中一个脑袋。不过至今回想起砖块从高处往下，砸在仓门上的巨响及弹落水泥地面的声音，仍毛骨悚然。
县武警中队的战士，他们无权进入监狱院内。长期在哨楼上执勤，和号子里的犯人也结下不少未了恩怨，因此他们也经常要求管教开门放他们进来，收拾某个人。一般情况下，管教不会放他们进来。记得程指导每次进来，都要迅速从里边把监狱大门反锁上，他怕武警冲进来行凶伤人。但他们也经常能找到机会进到里边来，有时甚至乘管教不备，硬冲进来。有一次，“红公鸡”突然打开11号的风门，招手让刘军过去，刘军很高兴地跑过去，刚把脸凑到风门前，外边猛然一个直拳打进来，刘军重重的摔到在地。
这也许是对刘军有一次用手指做成的“手枪”姿势对哨楼瞄准并“开火”的惩罚。还有一次，两个武警不知怎么进来，在风门外向我招手。我很谨慎地保持着安全距离，问他们有什么事。其中一个问我大学是什么专业。我说是中文系。其中一个指着另一个说：“怎么样，你赌输了吧？”说着两人就走了。也许上一次查号子时，他们发现我有几本生物学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一本大部头、黑色精装的朱冼先生的《生物的进化》，然后一日在营房里谈论11号囚室戴眼镜的“反革命犯”学的是什么专业，此时发生争执并打赌，于是有了打开风门证实我所学专业、从而决定谁输谁赢的一幕。
武警中队有两个人与11号有特殊关系。其中一个是司务长，他在陈济仓肇事的那辆车上，废了一只眼睛，只好戴上墨镜，看东西时，身子要随脑袋一起转动才行。另外一个小战士，在翻车的瞬间从车窗跳出来，抱住一棵杨树滑到地面，他是该车乘客中唯一没有受伤的人。这样介绍，是要各位明白，囚犯们给战士取不雅的外号，是特殊环境中的产物，并无太大的恶意。另外就是无聊，给自己解闷儿。那些战士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曾经有过的外号吧。说了这么多关于风门的话题，我只是想说，关双喜入狱的第二天早上，正好是王胡子值班，我们把风门挂起后，他锁门时并未反对。于是我们就在放风结束后，挤在风门后边，向院子里观察新人。
根据衣衫，可以看出是几个农民模样的犯人。
每出来一个新人，我们先看，看完之后再问关双喜这个人是谁，于是把位置让给他看，他就说一个名字。其中一个背驼得更厉害的，长得很像关双喜，但个子没有他高。他看后很平静地说是我哥。另外两个是他同村的邻居。他看第四个人时惊叫起来，“狗日的，咋把他也抓来了？”原来这个人是他的表弟，在另一个县。他表弟来他家时，曾一起参与过扒车盗窃。看来对抓他，关可能没想到。
第三天早上，放风时又多了一个新人，他脚有残疾，他的两只脚掌不是平行向前，而是脚尖对脚尖。这样走路和卓别林表演的脚尖向外的流浪汉正好相反。我们就叫他“拐子”，关双喜证实他在家确实就叫“拐子”。“拐子”是他的弟弟。据他说他弟弟脑子贼精，是三兄弟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果然让公安多费了三天功夫才抓到。
那段时间，早上放风时，就可看到关氏三兄弟同时拎马桶的场面。
我后来听说，这“拐子”在2号监仓居然混到了“狱霸”的位置。
这是我出狱以后的事了。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可以把脑袋伸到整个监狱大院的风门，是经常可以开的。十天开一次就算很幸运了。如果是这样，那脑袋伸到外边时，就不会那么激动了。另外，也只有不经常打开风门，我们的“香烟行动”计划也才更富于挑战性，不是吗？
这个被我们称作“风门儿”的小孔，在管教那里，正式的名称是“监视孔”。
第十四章：设在囚室中的“影子法院”
刘阳明是一个黑皮肤、瘦高个儿的南方人，因他的南方口音所造成的语言障碍，使他成为囚室中最沉默寡言的人。他说出的话，有一半以上需要借助我的“翻译”，其他囚犯才能完全听明白。也因此，我被羁押于11号囚室之后，他的“外交关系”才有所改变。
在异地他乡被囚入黑牢，同仓囚犯都是本地人，他明白自己在囚室中的地位。仅凭说话口音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他就无法向以张新良为核心的权力中心靠拢。在关双喜的入号仪式上，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打人权”，这说明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人。
我在入号当晚，就发现他是唯一对我没有威胁的人，唯一一个没有攻击性的人。他沉默、
谦卑、顺从，而且很自觉。比如说，分饭时不往前挤，分得多与少从无怨言，分到饭后，他总是赶紧到自己固定的角落蹲下来，吃完饭后自觉洗碗，放风时也不往前挤，等别人出号了他才走，等等。我在第一天早晨放风，居然敢第一个大模大样走出号子。我的大胆源于无知。其他号子的囚犯，那天早上见我既不提马桶，还第一个走出囚室，说不定会误以为昨晚11号发生了“政变“呢。
刘阳明是一个诈骗犯，他把本县一家乡镇企业总货值90多万的一批产品，骗到南方销售，但货款并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返回。按他的说法，是另外一个人把货从他手上骗走了，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诈骗犯。他现在既找不到那个人，也无法证明那个人不是他的同谋。从举证责任的承担上看，刘阳明无须证明他不是那个人的同谋。证明他和那个人合谋诈骗，是侦察机关的责任。如果侦察机关证明不了，他将无罪，并应立即释放。他应承担的，只是合同违约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但“政法机关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他就被抓到这里并被无期限地羁押在这里了。我入狱时，他已经被关押十个月，是资历仅次于田金占和张新良的老资格犯人了。张、田二人羁押期已经超过十八个月，用他们的话说，在这里都吃过两顿团年饭了。
97新的《刑诉法》出台后，我曾依据该法的有关规定，用简单的加法计算过一个人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可以在黑牢中被关押多长时间。我的结论是二十七个月，而且这还只是第一循环。如果用乘法计算，将羁押期导入第二循环、第三循环，那么一个人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可以被合法地永远关押下去。那么按97以前的老《刑诉法》的程序，一个人可以关押多久，就更是一道复杂的四则混合运算题了。也因此，我当时给自己初步预估的期限是五年，也就是说，我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总是给同仓囚犯说：放心吧，等你们一个个都到了劳改场，甚至都刑满释放回家了，我说不定还在这儿待着陪新来的犯人呢。陈济仓也说，是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不是关了十年才审判吗？
所以时至今日，每当我看到报上“舆论监督”某地严重超期羁押现象时，就想到肯定是当地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太低，不善于“灵活”运用、或懒得“灵活”运用《刑诉法》的程序。
随着我的到来，刘阳明似乎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而且还可以通过我，和其他人进行有效沟通。你有时还可以看到他的笑容。一次，他竟敢主动和张新良说话，内容是邀请张新良将来去他的家乡做客。张笑着说，我一定去，但我怕一去就把你们那里的人吓坏了。张说他吃饭用五八年吃食堂时的大老碗，而南方人是用茶盅一样的小碗，他用他们的“茶杯”吃饭，一顿还不吃二、三十碗，你说吓人不？刘忙说不怕不怕，家里有米。
他开始讨好张新良了。
张新良本质并不坏，经我的劝说，在我入11号不久，11号就不再扣其他囚犯的饭了。所谓扣饭，就是吃饭时，有一个等级序差，张最多，等而下之，到提马桶的那个人，就只有半碗左右。否则，“狱霸”就没有多少“含金量”了。我、刘军、田金占等，可以吃一碗，刘阳明，关双喜等假说吃饱了，不敢把碗装满，再留下一点给张新良，使他可以舀第二次。在每个监仓，三号人物俗称“掌勺把的”，由他负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