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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我一直想弄个明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烦躁，但我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也烦躁。不过有一点，她身体很差：更年期，高血压，骨质疏松，失眠，种种症状不一而足。母亲倒从不呻吟，她忍得住病痛，我们也不清楚她到底得了几种病。冀县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三排砖房，空荡荡的几间屋子。看不到试验室，X光仪器或任何其它现代设备。
母亲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比父亲更要强，雄心勃勃，总想与人一比高下。过去，父亲的光荣历史和她自己的党员身分，加上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勤奋，她在别人眼里生活得很成功。特别是60年代，我考人了一零一中学，小炼在小学成绩也好，其他做家长的都羡慕她。却说眼下我们的家庭，一落千丈，父母陷在干校，3个孩子前途未卜，一个都没能参军，也上不了大学，甚至连在工厂做一份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我的弟弟们还年轻，我肯定已经令母亲大失所望了。她也同样令我大失所望，70年代那会儿，父母有义务帮孩子走后门，找一份好工作。母亲又焦虑又觉得没面子，父亲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他不在乎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我们。
我和母亲一样焦虑，一样觉得没面子。一零一中的好学生，那是7年前的往事了，现在我学习时常常心不在焉，尽管我极想证明自己不但不差，还远比有机会上大学的那些人学得好。
在所有使我心猿意马的事情中，最难堪的恐怕要数我对周的思念了。我也知道，中国的现状一日不变，我们的爱情便一日无望，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应该死了这份心。但每念及此，阵阵痛楚就传遍全身，令我泪如泉涌，夜难交睫。
晚上我总是梦见他。那些梦七彩俱全，洋溢着欢乐。无怪乎人们说梦是反的。在紫罗兰色的天幕下，一地金灿灿的百合花极目望不到头。周和我手拉手，跑呀笑呀，气都接不上，但还不肯停下来。起风了，我们像是插了翅膀，翱翔在天空。大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亿万颗星星在我们身边旋转闪烁。月亮是那么圆，发出柔和的光，我快活得发晕……
梦醒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孤枕独眠，周的爱抚和温存消失在千里之外。我身边是个空洞的冰冷的世界，他周围的世界更要冷上百倍。虽然他在信中只字不提面临的煎熬，我又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所受的煎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户口是我终日为之烦恼的另一块心病，没有户口，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黑人（非法居民），不能进工厂，不能上大学，衣食住行全都困难重重。有时我简直怀疑学了英语有鬼用，我的户口丢在了北大荒。
干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这么想，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有20多个年轻人回来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外语，但几个月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其他都不了了之。两个人中我是其一，另一个男生在家庭大学坚持了4年，英语学得炉火纯青。
母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找关系开后门。我们得找到一个肯帮我们的人，这个人有心不够，还得有权。我们开始四下打探，这中间还得提防着邻居破译我们的计划，坏了我们的好事。
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一丝线索。姑姑提到她有个同事是这地方的人，他父亲是个退休的县长。不过这老人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乃是所谓的〃民主人士〃。起先听来希望并不大，但母亲说不妨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她买了礼物，乘上公共汽车，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临，母亲回来了，精疲力尽，却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发胀的腿，说我们踏破铁鞋，这下算是找对了人，老人几乎认识当地政府的所有官员，有些是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私交。亲朋戚友，老上级，旧下属，没有他不熟的。这种〃地头蛇〃，强龙都压不过。
地头蛇？后来我拜访了老人，他其实慈眉善目，他帮我们完全不是为那点儿礼物，实在是出于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盖章的大小官员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亲还得不断地送礼求情。她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便由我出马，她在幕后当顾间。
就这样，我上了两年的家庭大学，倒同时学了两个专业。英语是其一，如何跟官员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盖满了章，一切打点停当，我已然是一个娴熟的后门专家了。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道关卡。我得回到凉水泉，将户口从严的手中拿出来。我超假不归，严曾多次威胁说要好好惩办我。但我这会儿对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对严这类人是又恨又怕，现在我却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知识就是力量，我的知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素：
对付有权柄的官员，你必须耐心，察言观色。说话进退留有余地，动之以情。最关键的是记住这些官员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看上去也许咄咄逼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你得因人而异：对君子只需据理陈情，吁请他们高抬贵手。但这还得辅以关系，即使是正派的官员，也不愿得罪上级和同事。对小人则需动用〃大炮〃和〃手榴弹〃，他们才会缴械投降。70年代，送给官员最普通的礼物便是烟和酒。人们把烟戏称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弹〃。
于是我带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这还是一个亲戚帮忙给弄来的，他新近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虽然还未官复原职，已经享有一定优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别的商店里购买商品。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