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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发现我们。
却说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诉我他要退学了。他说他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他下地干活挣工分，也许他是家中老大。我没问。我有点儿茫然，也有点儿难过，不知该对他说什么。靳才15岁，一零一中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他在地里又能干什么！他家需要帮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管？为什么非得让他辍学呢？但靳说这事他爸爸已经决定，明天起他就不来上课了。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也没给我或其他同学留下地址，从此便断了联系。
班上其余的学生照旧上课。一零一中的课程与外校无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有，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我们呼吸着它。它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浸透我们的潜意识。要说明这一点，也许我得先从我们的校名谈起。
一零一这个数字是校长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长年届70，向来备受学生爱戴。（其它学校可没这个特权，它们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长选这个数字，我听说，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即使我们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得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一零一的由来。
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一零一中视察。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上学时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远新却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学，后来〃文革〃期间毛远新与〃四人帮〃联手，弄得身败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们却为有他这样的校友而着实得意了一阵。我们学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词，当时郭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张名人录还可以接着往下开很长，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在我日间醒着的时候，我深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庆幸。但在睡梦中，我却常为同一个梦所苦恼：一开始，我无忧无虑地飞跑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四面鲜花似锦，绿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脚离地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重力，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飘浮起来，飘到有两人多高。我怕极了，全身绷紧，幸好此时我上升的势头减缓，有一两秒钟我悬在半空，然后开始下坠。
我的脚才刚一踏到地，反弹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这次我升至一棵大树树梢之上，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吊在那里。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度足以令我丧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减缓，我落回地面。下落时我瞪大眼睛，拼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块石头，一茎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么都行，偏偏什么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飞越高，树木从眼前消失，蓝色的地平线半隐在薄暮中。我心知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
我很不解那些年为什么会频频遭遇这种梦境，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我却记不得白天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只好将之归结于当时我心中隐隐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围是一群志向高远的青年，在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鹏程万里，而我呢？虽然在学习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却对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来，有三件事令我尤为自惭形秽，这就是雷锋叔叔、劳动课和忆苦会。
雷锋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伟大的普通一兵，他爱党爱毛主席胜过爱被旧社会夺走生命的亲生父母，时时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春天般温暖。他生活异常俭朴，部队发的一点儿很少的津贴被他一分一分积攒下来，匿名捐给遭了水灾的人家，一捐就是几百元。类似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还写过一本光辉的革命日记，如果把他当作一百分的话，我永远也达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当前，下意识地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才有可能顾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说话不欺心，我怎能保证我爱党爱领袖胜过爱二姨和父母？于是我不免对雷锋叔叔暗暗怀恨，他那么完美无缺，使我无法不辜负老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学雷锋，一零一中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劳动课〃，每个星期整整一下午。上这门课的目的，据说是培养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因为全体工人农民都热爱劳动，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好逸恶劳。我不敢怀疑这种理论，但这门课却使人觉得无聊之极。整个下午，我们将煤渣从校园的前操场抬到后操场，几星期后，也许又将这堆煤渣再折腾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干完活后，整个人灰头土脸，别提有多不舒服。劳动课的那个下午长得漫无尽头，等下课时，我已是精疲力尽。结果连晚上也搭了进去，看不了书，干不了其它事。到头来这门课教给我的只是对体力劳动心生反感，进而怀疑自己。我总想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真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热爱这门课。但这种问题，我不便问他们，他们也不便问我。
在校园里劳动不算，每个学期我们还必须下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两周。开始时我很是兴奋了一阵：过去我从没机会接触工农大众，现在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实证明我在一厢情愿。
每次我们下工厂或农村，总被安排住在会议室或小学校，白天还是跟本班学生一起干些基层单位硬为我们找来的杂活儿，晚上谁也不准离开住处四处闲逛。其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还能闲逛到哪里去？在当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谁会邀请我们去作客？晚上的时间真是闷极了。
到了后来，一听说要去工厂农村我就反胃，觉得这种活动劳民伤财，有百弊而无一利。从学生方面来说，我们得中断学习，离开家，天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子跳蚤大肆吸血，临时伙房的饭菜难以下咽，无处洗澡，厕所也臭气熏天。而在接待我们的基层单位方面，我们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说，还让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他们只好让本地的小学停课，让出教室给我们住，又得小心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当地人简直是个大包袱，但下边谁敢抱怨？接待我们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到了1964年，突然间全国大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发出指示，各级领导紧紧跟上，大作宣传。一零一中在政治运动中从来都不甘后人，于是便请来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给学生做大报告，以激发我们的阶级觉悟。在此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悲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