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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她用的信用卡还是我的副卡、可以花钱但是不用存钱，我没跟她要。信用卡会到期，到时候我取消副卡就是了。房子也没有要回来。我不想要了。而且要是说有私心，在这套房子上我是有私心的。我相信如果她再找一个男朋友，她没法解释这房子是哪儿来的，除非她卖掉。而且她周围的人都知道这房于是我给她买的，别人的议论已经足够折磨她了，我用不着再要回来。可能这么想比较坏吧。
唐进似乎认为自己很狡猾地笑了。
我也不能老是当傻瓜。
我说唐进你还是够傻的，卖了房子不是一大笔钱吗？他眨眨眼睛。
我觉得我这人还不算不善良，她对我毕竟也有过真心，钱，也是她应得的。
分手以后我也见过她，是在当代商城。我看见她的时候还走过去问她要不要钱。跟我一起来的人骂我“有病”，说要是有钱没地方花就替大家伙儿结帐吧。那天她的变化很大。头发烫了，还纹了眉毛。她原来是个从不打扮的女孩子，我曾经带她去首饰店，让她选她喜欢的首饰，她什么也不要。而且我喜欢长发的女孩子，她一直是直发的，她说过她不喜欢女人烫发。那天我知道我是真的“没戏”了。她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为了开始一种所谓的新生活，那么就一定是为了一个喜欢她这样的男人。
唐进沉默地看着我，似乎在印证他的想法我是否认同。我讲了我从什么地方听来的一个细节，一对夫妻离婚很久，有一天他们在街头偶遇，双方都是一个人，但是丈夫从一个很细小的变化知道原来的妻子已经另有伴侣，我让唐进猜是什么。他笑着摇头。我告诉他，那个曾经的妻子的一双耳朵上带着一对名贵的CHANEL耳环。她的前夫是最讨厌女人在耳朵上穿孔的。唐进想笑但是没笑出来，他没有他自己设计的那么潇洒。相反，他的表情显得很不舒服，他说“深有同感”。又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他也要给我讲一个故事，就算是我们谈话的结束。
我在你面前不胡说。这是一件真事儿。那时候我还小，十五、六岁的样子。跳伞队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有一天一个外地跳伞队出了一件事，正在训练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伞包打不开摔死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一场事故，女孩子太可怜了。结果就跟那个伞厂打官司，最后伞厂赔了一笔钱。这件事就算了结了。这些年不管我的生活怎么变化，我唯一没有离开的就是跳伞。前年，我很偶然地跟学员一起去了当年女孩子所在的那个跳伞队，大家要在箱子里放东西，人多、箱子少。我发现有一个箱子上全是灰尘，还上着锁。我让学员给撬开了，里面是一个小塑料包。我很好奇，打开一看是一个日记本。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巧，很多年的一件事会在我这儿真相大白。日记是那个死了的女孩子的。伞没有问题，她当时是因为失恋自杀的。
唐进看着自己手上的伤疤。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看见这本日记的人、但是我偷偷地把日记本烧了，这样的事情还是永远没有人明白最好。我一直在心里把这当成是一个故事，感情这种东西真的很怪，多好的人、多坏的人，都躲不过这两个字。
唐进离开报社的时候已经是华灯闪烁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心里坦然了很多，“没想到说话这么有用”。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今后的打算，他想了想说：“我现在非常想到一个真正的贫困地区去做些什么，比如投资之类的，能帮助一些人应该是很幸福的，我的父辈就是这样做的，当然他们的方式跟我不一样，咱们现在不是叫做‘和平年代’吗？我觉得等着一个女人来帮着我花钱实在是太狭隘了，我不会再犯这种傻。”
98年元旦后的一天，唐进呼我，我马上回电话，听起来他的精神很好，他说：“安姐，我明天要走了，到甘肃的一个县去考察，如果合适，我会选一个踉当地的经济条件相关的项目到那边去做，这是不是比给一个小学生捐一年的学费要棒？我给你留一个永久一些的手机号码吧，在哪儿都能找得着我，万一我犯傻，不是还有人能骂我一顿吗？”
第十二章 有时候死会成为一种解脱
——生活是一把伤人的慢刀
采访时间：1997年12月12日9：0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办公室
姓名：左秋
性别：女
年龄：35岁
东北人，大专学历，曾在哈尔滨市
某学校任教师，结婚后调入北京，在某
公司做财务工作。
在没有成为北京人之前对北京人是
很羡慕的——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见相像
的身影，都要过去看看，也都不是他—
—我的这种婚姻跟自由恋爱的不一样，
这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我一直生活
在一种矛盾之中——我有一种伤心的感
觉，不是说一把刀一下子把人扎死，是
慢慢地让你难受——我没想离开他，他
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也设想跟他离
婚——我不想离婚也有另一个原因，谁
能保证再找一个人就一定能过得好？也
许还不如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的男人都这样，把很多事情都看作是需
要——对于我这种很看重情感的人来说
，只能是一种伤害，找情人和做情人的
苦都没地方去说
1997年12月12日上午9：00，我按照约定在办公室等左秋。但是她迟迟没有出现，给她的单位打电话，一个极不耐烦的男声说“不在”之后立即挂断。我想也许她改变主意了。
大约10点的时候，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你是安顿吗？”一个个子不高、微胖、脸色通红的女人已经走进来、站在门边上。她说她就是左秋。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通过电话里的声音，我猜想她一定很瘦削、脸色苍白，因为那种声音通过电话线是那么虚弱和颓唐。眼前这个左秋的脸上没有一丝不愉快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印迹，她实在是非常普通，从形象上看没有丝毫个性特点。她的红羽绒服、白羊毛衫以及梳成马尾巴的直发和描成细柳叶的眉毛，与走在北京大街上的任何一个7岁孩子的母亲没有任何不同。
她说她非常抱歉，因为迟到了。我说交通不好，反正我也要看一些来稿，等一会儿也没关系。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在想，要不别去了……走到报社门口我还想着要不就回去吧。不过跟你说好了……而且我也确实想找个人说说。”
我们在一间空办公室里开始谈话。跟每次与受访者谈话不同的是，左秋对她的叙述有很明显的设计，讲什么、不讲什么，她都很有分寸。其间有两次她都是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我的提问和有些像穷追不舍似的提示留下来，开始一个新的话题或者说她的生命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左秋的“口述实录”成了第一个以连载的形式出现的访谈录，而且我使用了一个总的标题，叫做《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三个瞬间》。
其实左秋的本意只是讲述她的“第一个瞬间”。
我现在在部队的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35岁。现在的工作、家庭可以说都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老是有那么一种感觉，亲人和朋友都不在身边，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有一种孤独感。在这么一个大都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但是能够跟你说一些心里话的人非常少。何况在今天这种商品经济的环境里人们也不太相信这种交流的方式，所以我的孤独的感觉就比较深。我的知心朋友特别少，所以我就特别怀念过去的一些朋友。我来北京快10年了，我特别想找到两个人，我知道他们就在北京，但是联系不上。我来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写一些东西，如果他们看到了，可能就会跟我联系上。这两个人都非常特殊。
实际上左秋直到结束我们的谈话也没有讲明白第二个人的情况，那是一个曾经送给她一个漂亮笔记本的女孩子，姓张。从这一点也可以猜测，她首先更希望找到的是她讲述的第一个人。
我和这个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