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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礼县东北），诸葛亮不用沙场旧将魏延、吴懿当先锋，而命马谡统御各军，进抵街亭（甘肃省张家川县北）。
马谡却举动失常，琐碎苛刻，违背诸葛亮的指示，放弃水源和城垒，竟在山上筑营。曹魏右将军张邻大军抵达后，切断水源，等到蜀汉军渴得瘫痪时，张邻发动攻击，大破马谡兵团，蜀汉军崩溃。诸葛亮陷于进不能进，守不能守的窘境，只好撤退；裹胁西县（甘肃省礼县东北「祁山东北」）居民一千余家，返回汉中（陕西省汉中市），逮捕马谡下狱，处斩。
一个问题的发生，常因切入点不同，观察深度不同，见解不同，结论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马谡事件，就使我们面对这项困惑。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除了韩信一人之外，历史上所有名将，都打过败仗。打败仗而不惩罚，军纪荡然，军队当然瓦解。但是如果败一次就斩一将，恐怕所有将领都会死光，包括蜀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备在内，岂不也要在白帝城斩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便大败而归，丧师辱国，为什么仅贬三级？
马谡并没有叛国，只是战败，不过缺乏指挥大部队实战的临场经验而已。刘邦如果命张良率军深入垓下，项羽可能击溃十面埋伏。马谡是一个智囊型的谋略人才，放在帷幄之中，可以决胜千里之外，对孟获七擒七纵的攻心战略，出自他的建议。诸葛亮把他放到千里之外，是逼他死于帷幄之中。人，应尽其才。如果赦免他，而留在身旁，再经历练，将来辅佐姜维，可能又是一个局面。
法治是理想的秩序，但法治不能僵化，不能违背现实形势。我们为马谡悲，为诸葛亮惜！
俘掳琉球人民
东吴帝国（首都建业）航海部队，由卫温、诸葛直率领，深入东方大海一年有余，士卒因患病或传染瘟疫而死的十分之八九（去年「二三○」出发时一万人，已八九千人丧生，每天平均有二十五个尸体抛入大海，诚是可哀）。可是，亶洲（日本）绝远，根本找不到，仅只抵达夷洲（琉球群岛），掠夺数千人而返。卫温、诸葛直被控徒劳无功，诛杀。
数千琉球居民，正在欢乐的家园，拥妻抱子，忽然间中国军队登陆，我们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琉球人是立即武装反抗？或是盛大欢迎传说中可敬的王师？
但我们知道结局，数千人被强迫上船，这里面有屠杀、有眼泪、有哀号，惨绝人寰。
我们为死于海上的中国士兵哀，也为离乡背井的琉球人民哀。这是一个转捩点，在此之前，孙权英明睿智，从善如流；在此之后，老昏病开始发作，暴虐之事，层出不穷。
孙权与张昭
孙权屡次派人去安慰张昭，向他道歉，张昭坚称他确实患病，不能起床。孙权有次出宫，经过张昭家门，呼唤张昭，张昭说他病重，就要断气。孙权放火烧他的大门，想把他烧出来，张昭仍然不动，孙权只好教人把火扑灭，停在门口等候；很久之后，张昭的儿子们把张昭从床上扶起来出门相见，孙权请他上车，一同回宫，深切责备自己。张昭不得已，以后才参加朝会。
历史上君王和臣属之间，翻脸无情的固多如牛毛，始终和睦的也并不是没有。
不过，即令和睦到看起来似乎水乳相容之境，但在严格的君臣礼法规范之下，不可避免的一直隐藏着一种君尊臣卑的距离感，难有真正水乳相容的实质。反过来看孙张之间，亦师亦友，火攻土掩的戏剧景观，充满真挚和温馨。时间越到近代──最糟的是明王朝和清王朝，君王如猫，臣属如鼠，只有兽性，没有人味。
魏延
二三四年，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逝世。秘书长（长史）杨仪，率军撤退。前翼总参谋长（前军师）魏延，率领手下部队，抢先出发，用以阻挠杨仪行程，一进褒斜谷，立即纵火焚烧栈道。杨仪既被栈道阻断，命士兵凿山开道，昼夜兼程，紧随魏延之后。而魏延已先出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据守褒斜谷南口，派军阻截杨仪等，杨仪命将军王平（何平）应战，王平（何平）斥责魏延的先头部队说：「丞相刚刚去世，尸首还有余温，你们怎么敢如此！」魏延部属知道魏延理屈，拒绝为他效命，于是一哄而散。魏延无可奈何，单人独马，跟几个儿子逃亡，奔向汉中（陕西省汉中市），杨仪派将领马岱追击，捕获，父子一齐斩首，屠杀魏延三族。魏延打算诛杀杨仪，希望大家公推他接替诸葛亮辅政，所以并不向曹魏帝国投降，根本没有反叛之意。
对于并没有发生的事，假定它发生而加以评论，最容易信口开河。但是，魏延是蜀汉帝国残存的唯一大将，应无异议。子午谷大战略如果付诸实施，它成功的可能性极高，昔日刘邦对付项羽场面，又将重演。而魏延一直要求单独进军，诸葛亮偏偏不肯放手，不仅魏延自己叹息怀才不遇，千年之后，我们也为魏延叹息。这次内部火并，如果魏延取得胜利，他可能变成董卓第二，但也可能使战局改观。可惜，我们无法验证。唯一可以验证的是，杨仪不久就露出原形，不过一脸忠贞学上的人物，一旦没有了官做，立刻改变立场。而魏延在没有了官做时，不过夺官而已，并没有反叛，但他却身负反叛恶名，三族被屠。
魏延死后，蜀汉帝国命运已定，再无复兴之机。
诸葛亮
蜀汉帝国北伐大军返抵首都成都，二任帝刘禅下诏大赦，封诸葛亮当忠武侯。
最初，诸葛亮上书刘禅，说：「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耕田十五顷，供给子弟饮食衣服，绰绰有余，我没有别的收入，所以财产不会增加。我死的那天，绝不让家里有多余的布匹，外面有多余的钱财，辜负陛下。」诸葛亮逝世后，果然如此。丞相府秘书长（长史）张裔，常称赞诸葛亮说：「丞相奖赏时，再疏远的人，都不会遗漏；处罚时，再亲近的人，都不会因私心宽恕；没有功劳的人得不到官爵，权势再大的人不能逃避刑责。这就是使贤能的和愚劣的，都忘身报国的原因。」
陈寿曰：「诸葛亮当丞相，安抚人民，建立文官制度，限制官员权力，一切遵照法令规章，诚心追求公道。对忠心耿耿、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令是仇家，也要赏赐；对违犯国法、工作懈怠的人，即令是至亲，也要处罚。承认自己错误而情有可原的，再重的罪都可减轻；花言巧语，死不认错的，再轻的过失，也要处刑。善行虽小，也会奖励；恶行虽微，也会贬谪。人情世故，都有深刻了解，对事件一定探讨它的根源，对理论一定考察它实践的结果，极端厌恶虚伪。全国人民对他都心怀敬畏，刑罚虽然严苛，但没有人怨恨，因为他公平正直，明察秋毫，堪称治国的伟大政治家，可以跟管仲（春秋时代齐国宰相）、萧何（西汉王朝相国）相比。」
假如找一个对中国人思想和行为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先生是其中之一。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中国人民心灵中留下的形象，直到今天，依然深刻，最明显的是诸葛亮「三顾茅庐」的故事，被知识份子认为是无上荣耀，人人都希望被长官赏识，在自己百般不情愿的状态下，出来担任官职。它的流弊遂使有些热中的官僚政客，也要披上被「征召」的外衣，即令是民主时代的竞选，也希望形容为被动的参与。在最后，大家只好呆坐在那里，每天盼望大家伙三顾他的茅庐，盼望不到时，便怨天恨地。
其次是诸葛亮那种「纶巾羽扇」指挥大军作战的从容态度。每个人都想在谈笑之间，使最困难的问题，获得解决。流弊比三顾茅庐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只学会了从容，而没有创造出从容必备的条件。犹如只羡慕一朝成名的荣誉，而忘了千日千夜的刻苦耕耘，以致历史上常有「带汁诸葛亮」的大小场景。这是一个只务外表，不务实际的陷阱，诸葛亮地下有知，当会感到遗憾。
诸葛亮的政治才能，是第一流的，无懈可击，张裔和陈寿的评论，已塑出一个万人膜拜的典范。然而，司马光引用陈寿的评论时，似乎故意删去一段，那段话是：「诸葛亮长于治理军事，短于奇谋诡计，政治能力优于作战能力，所以连年劳师动众，不能克敌制胜。从前，萧何推荐韩信，管仲推荐王子城父，都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诸葛亮手下却没有韩信、城父，所以功业堕坏。」这是最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