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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议论，有点隔靴抓痒。然而，崔寔对反对改革的顽劣份子，所施的无情攻击，却十分凌厉。我如果是司马光，我就绝不把这篇文章，采集在通监之中，用它猛掴自己耳光。试看崔寔的指摘：「庸俗的知识份子，跳不出书上的章句，完全被「古」控制，不知道改变方法，只会骄傲的背诵一些教条，却看不见眼前的现实，这种人怎么可以跟他讨论治国经邦、救国救民的大计？」这不仅是猛掴司马光的耳光，而且是剥了司马光的头皮。为什么会如此？崔寔分析：「只因为顽劣之辈，习惯于他所看到的东西，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偏偏愚顽的不知道天下已发生变化，认为上古时代那种结绳记事的简陋办法，仍可以治理秦王朝时代纷乱如麻的社会，以为「干戚舞蹈」，仍可以解除刘邦平城的包围。」而司马光之辈却正是认为伊祁放勳、姚重华那一套，可以一直维持万世。
崔寔对崇古成性的儒家学派，了解得如此深刻，使人拍案。他在二世纪描绘出来的殭尸形象，在九百年后的宋王朝旧党身上，复活显现。我们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司马光读了这篇大作，难道不脸红、不心跳？当然是不脸红也不心跳，否则何至引用它以壮声势。一个酱死了的心灵，真是再难唤醒。面对真理而竟浑然不觉，甚至怡然自得，甚至以为那都是说别人的。使我们悚然发现，我们的对手竟是如此的麻木不仁；拯救中华文化的工作，是多么艰巨。
李文姬嘱弟
一六○年正月一日，东汉王朝政府（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
赦天下。东汉帝（十一任桓帝）刘志（本年二十九岁）下诏寻求故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李固的后裔。
最初，李固被免职（参考一四六年），知道大祸已经形成，就把他的儿子李基、李兹、李燮，送回故乡（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当时，李燮才十三岁，姐姐李文姬，嫁给同乡赵伯英为妻，看到两位哥哥回来，了解事情的本末，发现它的严重性，悲怆说：「李家屠灭，就在眼前。自从祖父（李）以来，积恩积德，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跟两位哥哥密谋，事先藏匿三弟李燮，传出消息说：「李燮又回京师（首都洛阳）！」人们全都相信。不久（一四七年），大祸爆发，州郡政府逮捕李基、李兹，就在监狱里处死。李文姬拜托老爹的学生王成说：「你为我父亲行侠仗义，有古人节操。而今，把身高不满六尺的孤儿，托付给你。李家是存续还是灭绝，握在你手。」王成带着李燮，乘长江船舶东下，进入徐州（江苏省北部）州界，李燮改名换姓，在一家酒店当仆役，王成则在街头摆卦摊给人算命，二人假装不认识，只在暗中秘密来往。十四年后，梁冀被诛杀，李燮才把身世告诉酒店老板。酒店老板大为震惊，准备车马跟丰富的礼物，要送李燮回乡，李燮都不接受。回家后，重新给老爹李固服丧。姐弟相见，抱头痛哭，感动旁人。姐姐李文姬嘱咐说：「我们李家的祭祀香火，几乎断绝，你幸而逃得活命，岂不是天意，从此不要跟外界来往，千万记住，不要对梁家有一句抨击。
如果抨击梁家，势必牵连到主上（皇帝刘志），大祸可能再临，我们要做的，只有引咎自责。」李燮接受姐姐训诫。
李文姬吩咐老弟的话，一字一泪，我们除了悲痛之外，还能说什么。然而，善良人的畏惧，正是对邪恶的一种鼓励，应该三思。
房植先下手
东汉十一任帝（桓帝）刘志，还是蠡吾侯的时候，甘陵国（首府甘陵「山东省临清市」）人周福教他读书。刘志当了皇帝后，延聘周福当宫廷秘书（尚书）。
当时，同是甘陵人的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房植，也有名望。乡人遂编出歌谣：「天下正道有房植／靠当老师做官有周福。」两家的学生门徒，互相讥嘲，攻击排斥，不能相容。甘陵知识份子遂分为南北；党羽派阀，开始出现。
甘陵南北两派的对抗，是中国知识份子，因「师承」不同，而发生火并的起跑枪声。在此之前，不过口头攻击；之后，更升高成为武斗。
甘陵的内哄，大概是房植先行动手，从歌谣的内容可看出他对周福的心理反应，如果不是压根瞧不起，则一定是妒火中烧。周福可能烂竽充数，阴差阳错的当了皇帝的教师，又因缘附会的当了宫廷秘书，可是历史上这一类的人，车载斗量，自会沉沦消失。但经过房植这么一闹，周福反而名垂千古。妒火往往会把对方烧得红起来，恐怕是大出妒主意外。
然而，党派的建立，应归因于「护师动物」的折腾。学生门徒一旦坠入「护师」的漩涡中，便天昏地暗，既看不见真理，也看不见是非，只看见因「护师」
而得到的眼前一点小小利益。
中国需要的是尊师，而不需要护师。尊师的意义是：「凡是把握真理的人，都是我师。」护师动物则不过一群封杀异己言论的黑社会打手；使圣洁的学术领域，是非完全混淆。
羌乱平息
一六九年，东汉帝（十二任灵帝）刘宏，派皇家礼宾官（谒者）冯禅，前往汉阳郡（甘肃省甘谷县），说服残余的叛羌投降，破羌将军段（音jion g「窘」）认为：春天农耕季节，农夫满布田野，叛羌即令投降，也是暂时性质；而且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供养，最后一定再叛。不如乘机进击，就可一劳永逸，完全肃清。于是，段亲自出动，挺进到叛羌基地凡亭山（宁夏省彭阳县西南）
四五十华里处，把叛羌全部歼灭。不久，再发动攻击，大破叛羌，追击到谷口上下门，深入穷山格杀叛羌酋长、将领以下，一万九千人。冯禅等则招降四千人，
分别安置在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汉阳（甘肃省甘谷县）、陇西
（甘肃省临洮县）三郡。东方羌人的叛乱，全部平定。段先后历经一百八十次战役，斩杀三万八千余人，俘获家畜四十二万七千头；费用四十四亿，战士死亡四百余人。东汉政府改封段新丰县侯，采邑一万户人家。
羌人和中华人，是两个血统和文化都不相同的民族，羌人以游牧为主，跟匈奴人非常接近，而跟务农的中华人，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但羌人比匈奴人落后，分为千百以上大小部落，散布在黄河上游和渭水上游。从来不知道互相团结，只知道互相仇杀，所以始终不能集结成匈奴那样强大的力量，更谈不到建立国家组织。
纪元前二世纪八○年代，中国获得原属于匈奴的河西走廊（甘肃省中西部），于是产生两种情况：一、中国势力像一把利刃一样，插在匈奴汗国跟羌人之间，把他们隔开，使羌人无法得到匈奴的援助，以致在以后的战争中，完全孤立。二、中华人在政治军事保护之下，积极向西移民，虽混杂在一起，但界线分明。前一世纪三○年代，羌人最大的部落之一先零部落，曾发动过一次反抗。之后，百余年间，表面相安无事，但羌人不断的被杀被辱，积恨已深。与日俱增的官员们的贪污暴虐，使羌人愤怒的发现，除非把地方政府官员杀尽，他们将永不能平安。
武装抗暴行动，遂不可避免。
这种行动，在进入二世纪后，东汉政府除了采取高压手段外，想不到别的解决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是使政治清明，这当然办不到。羌战遂从小的冲突，扩张成为大规模战争，而且向中国本部心脏蔓延，直抵首都洛阳近郊。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论千论万，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十数倍于此。羌人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中华人全体仇视，所以中华人也遭受到同等残忍的杀戮。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没有现代意识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因为政府官员的贪残对象，一视同仁，不分羌华。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使西部中国，举目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时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华，饥饿使他们坠入人吃人惨境。羌民族因人数太少，而又一盘散沙，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而终于惨败屈服。东汉政府的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不过，这胜利的代价太大，因为羌战也使东部中国民穷财尽，敲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抓头拉尾
最初，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