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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袭扰等，迷惑敌人，使敌人对主要作战方向作出错误的判断。如1982 年的以黎战争，以军利用电子器材模拟军队行动，造成以军在戈兰高地集中的假象，而进攻部队却在周密伪装下进入了进攻出发地域，从而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③通过制造假象和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给敌人造成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印象，从而达成作战时间和方式上的突然性。如，本来已完成进攻战役准备却故意作出进攻准备刚刚开始的假象，使敌人对战役
发起的时间判断失误；本来加紧进行进攻准备，却摆出一副实施防御或准备撤离的姿态，使敌人对行动方式判断失误，处于不意状态，等等。二、以弱胜强与军事欺骗
“强胜弱败”是军事斗争的规律。弱要胜强，必须首先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化，待其力量超过强者时才能战胜强者。弱者能够战胜强者，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他由弱者变得比强者更强。
其实，强胜弱败和弱能胜强这两个命题，很早就被人们提出来了。正确认识它的关键是对强和弱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强与弱，作为军事学的一般概念，标志着战争力量的量的大小和质的优劣。战争中、某一方的力量超过对方谓之强，低于对方谓之弱。然而此处的强弱还不是战斗力的强弱。就战争全局来讲，战略上力量的强弱并不等于某一战役战斗力量的强弱：就战争某一局部来讲，直接参战的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物资储备是否充分等，也不等于实际战斗力的强弱。上述条件只是战斗力的寓体。兵员数量众多，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保障充分，蕴含的战斗力就强，反之，蕴含的战斗力则弱。但是，潜在的战斗力还不是现实的战斗力。首先，潜在战斗力向现实战斗力转化，要受若干条件的制约。如：战备程度高低，部队所处的状态（运动还是驻止），战斗士气的高低，指挥素质优劣等。这些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战斗力转化效率的高低。其中，指挥是否正确，对转化效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次，战斗力作为一种力，具有一定的方向和速度。战斗力指向不同的部位，释放的速度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比如，同是一支穿插部队，既可能插向敌人的心脏，瘫痪敌人的指挥，也可能插入敌人的“火袋”，被敌人包了饺子；主攻方向指向与敌要害相关的薄弱部位一举突破成功，且可以震撼敌人，指向敌人的强点则可能要碰钉子：同样是发射1000 发炮弹，以急袭方法砸向敌人阵地；和以等速射方法慢慢释放，所造成的战场效果也是不同的。显而易见，由潜在状态转化为爆发状态的战斗力，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作战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水平的高低。因为战斗力使用的方向、目标、速度和方式，归根结底是由指挥员决定的。
由于指挥水平存在着差别，交战前力量较强的一方在作战中释放出的战斗能量可能很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因使用不当有些被白白消耗掉了。交战前力量较弱的一方则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战斗能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在正确的指挥下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于是，一方由强变弱，一方由弱变强。当后者在作战中实际释放的有效战斗能量强于前者时，就可以战胜前者。可见，强胜弱败的强和弱，是就交战过程中实际发挥出的战斗能量而言的；弱能胜强的强和弱，是就交战前的静态的潜在的战斗能量而言的。由于处于潜在状态的战斗力还不是现实的战斗力，所以，以弱胜强只是一种可能性。其能否变为现实性，要看条件，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指挥。
军队作战指挥与故斗能量释放的关系有三种情况。正常的指挥使战斗能量按正常值释放；高超的指挥使战斗能量超常释放；错误的指挥使战斗力不能正常释放，或战斗能量释放出来产生破坏效应。比如，作战中国协同失调，航空兵突击了自己的步兵阵地，高射炮击落自己的飞机等等，都属这种情况。部队之间误打误伤，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如果敌我双方的指挥都无懈可击，
那么交战前力量软弱的一方就不能以弱胜强，要想以弱胜强，必须“一把斧子两面砍”：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使己方军队的作战能量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诱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阻碍其作战能量的正常发挥。欲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就要运用军事谋略和谋略得以实现的手段，其中包括欺骗手段，以种种假象迷其耳目，乱其心智，使其视真为假，视假为真，作出错误的判断，定下错误的决心，舍此别无它途。军事欺骗对于以弱胜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通过诱使敌军指挥失俟，促使敌军实现由强向弱的转化。
三、作战效益与军事欺骗
如前所述，弱军要战胜强军，只能智胜，不能硬拼。而智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各种方式迷惑、欺骗敌人，使之在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上犯错误。然而，这决不是说，军事欺骗只是弱者的专利。虽然强者对军事欺骗的依赖性不象弱者那么大，但这丝毫也不妨碍强者对军事欺骗的追逐和利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在起作用，即：企求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如同商品生产中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反映了经济效益一样，作战中所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利益的比值反映了作战效益的高低。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使强者和弱者一样钟情于军事欺骗。因为他们知道巧妙地实施军事欺骗使对方上当受骗，会使胜利来得更容易，付出的代价更小。
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元首在定下战争决心时都不会不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是否还有除战争以外的解决矛盾冲突的其他手段；能不能打赢；预期取得的胜利与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比较，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倘若得失相当，或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战争。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昏君发动过一些“错误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因得不偿失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是战争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具体到一个战局，一次战役战斗，也要对得失进行权衡。当然，所得和所失不能只看兵员的伤亡和武器装备及其他作战物资的消耗，而要联系全局来全面考虑。比如，以伤亡500 人的代价夺取一个只有200 名守军的孤岛，孤立地看似乎得不偿失、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这个小岛可以作为登陆作战的前进机场和补给基地，付出这500 人的代价就是值得的。这是战役战斗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它告诉我们，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比追求胜利的动机，对作战行动的支配作用更强。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胜利，同只管生产而不计成本一样，是不明智的，弄不好还会产生负效益。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入不敷出，实力地位大大下降。所以，外电评论，“两伊战争没有胜利者”。
由于成功地运用军事欺骗总是能够显著地提高作战效益，所以，强军并不因其强而轻视军事欺骗的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西斯德国对波兰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对波兰的进攻是以强凌弱，完全可以以力胜之。但是，德国为了速战速胜，并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玩弄了一系列欺骗手法，大放和平烟幕，极力麻痹波兰，在一片和平气氛的掩盖下，秘密地完成了战争准备，突然向波兰发起进攻，很快便突入波兰腹地。波军在突然进攻面前仓促应战，损伤惨重，溃不成军，而德军只付出很小的代价。1945 年，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也是以强击弱。但苏军并未因其强而打堂堂之阵，而是采取了大量的战役伪装措施，巧妙地掩盖其战
役企图，使关东军对其发起进攻的时间和主突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结果，苏军打了一场“真正的闪击战”。如果打堂堂之阵，苏军也能打胜，因为当时日本败局已定，但损失将会大得多。J973 年10 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战前采取了大量伪装欺骗措施，麻痹了以军，使以军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粹不及防，埃军原计划强渡运河可能要伤亡2。5—3 万人，实际仅死亡208人。军事欺骗对提高作战效益的作用可见一斑。
四、以聚克散与军事欺骗
古今中外一切聪明的军事家和有价值的军事理论，无不强调集中用兵。“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这是中国古代兵书的观点。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