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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流，已经在做着必须开口说话的记者职业的我又变回当年那个只愿倾听的小高
中生。
“你一点也没有变。”他的长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使我不敢正视。我
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问他：“四年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你收到了吗？”我
想说，四年前我几乎下决心要照顾你一辈子你知道吗？
他的声音从来不大，但是对于我从来都十分清晰：“我知道。但是那样对你
不公平。如果我不能让你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就不是原来的‘灰人’了。那样我
也会难过。”他像是要掸去什么一样挥了挥手，“你记得那年那枝玫瑰吗？”我
点头。“你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把它夹在书里，结果那一页书都染红了……”
往事如烟，我慢慢闭上眼睛，让逝去的感觉再次潮水般袭来。我轻轻地说：“现
在我告诉你，那是我一生的第一枝来自异性的鲜花，我留下来，是因为我不敢接
受。我胆小，是因为一切都完美得让我害怕。”
“现在你是成年人了，还那么悲观吗？”他的一双大手交握在齐刷刷斩断的
腿上，态度从容。
我望着这个给过我许多第一次的感觉的人：“还是的。我在心里向往着美好，
但是现实要求我必须更多地面对残破……”
“比如你和我。”他机智地盯住我，“是吗？”
一时之间我无法回答。伴随我这么多年的自责又一次拥塞在心头。那么多个
假如，我无论如何说不清楚。
还是他打破了沉默：“北京这么热啊！”我没有应答，他微笑着递给我一包
纸巾，一语双关地说，“欧洲现在在下雨呢。”
我的眼泪无声无息地滚落下来，怎么也忍不住。
（五）
他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北京返回德国的，我不得而知。我在我们最钟情的秋季
收到他寄自德国的信：
你好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当时有一种感激充满了我的心，看来天还是宽
厚的。有些理想是永远没有机会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不可以有梦。
……
我不想让你活在自责和后悔之中，你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青春而对另一个人
抱歉，我不是你想一起生活的那个理想的人，我接受这样的事实，尽管我非常希
望通过我的努力和你的等待能够使我有条件变成那个人。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
其实我刚刚躺在异国的医院里时就已经不这么想了。
……
“认识你的时候我25岁，我相信乐观可以战胜困难。今年我33岁，我明白了
不管悲观还是乐观，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和你所遇到的一切面对面。”
我在灯下读他的信，仿佛他的长眼睛就在含笑注视着我。我很想知道，此时此刻，
欧洲的天空下雨了吗？
我曾经说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我信天。天是有知觉的，她知道人世间的
一切，她给人一个无法预料也无法规避的劫数，她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让人明白
从前不明白或者不是准确地明白的一切
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
认识瑞特的时候，我已经过完了20岁生日，大学还没有毕业。到今天回忆起
来，我都觉得，那一年除了一如既往地厌恶着所学的专业之外其实真的什么也没
有发生。
那时候我被介绍到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做财务部的行政助理。所谓助理，其
实和杂役没有什么两样，包括复印文件、打字、打扫卫生以及接电话和传真等等，
无所不做。我的工资是计时的，每个小时8 块钱人民币，因为我不必保证每天都
来，只要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完就可以了。
那年瑞特说他“快要40岁了”，是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也就是老板。他
天天坐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的一张大班台后面，我们很少见面，碰上了也仅仅是
点头致意。
在这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我Jane。 即使就是这样一个代号，
瑞特也根本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比别人晚走三到四个小时。别人下班后，我就
利用公司的电脑干私活。一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愿意发表我的3 万字的小说《最
后一盏碧螺春》，我必须把它打印成一份像样的文稿，并且把软盘一起提供给那
个因为我在读大学而在稿酬上格外吝啬的编辑。然而远远高于钱的成就感对我吸
引力十足，我干得非常投入。
稿件敲完最后一个字的那个晚上，我沉浸在自己编造的陈年旧事中几乎落泪，
完全没有注意到此刻高高大大的瑞特就站在我身后，我吓了一跳。
瑞特笑着对我说：“我在门外看了你几个晚上，今天见你写完了，才敢进来，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作家。”我心想这下完了，今晚就要“开路”，不过稿件已经
敲定了，走人就走人吧。但是我还是说了声“对不起”。
瑞特却很和善，他说：“能让我看看你的作品吗？”
我疑惑地看着这个灰眼睛的美国人，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怕我不懂，
是吗？我父亲研究东方哲学，我在美国学过四年中文，而且我有字典。”我只好
顺从地把文稿交给他。
这晚是瑞特第一次开车送我回家，用的就是那部后来被我叫做“马”的白色
卡迪拉克。我们一路无话。在到达我家所住的居民楼底下时，我说了两个词：
“谢谢，再见。”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公司，我的文稿已经整整齐齐地躺在桌子上透明的文件夹
里。9 点整的时候，人事部的一位小姐走过来对我说：“瑞特先生请你去一下。”
见到衣着严肃的瑞特，我有点发慌。像我这样临时打工的人，见老板的惟一
原因恐怕就是听一句客气的辞退。甚至，在这样的公司，最低层的员工想和老板
面对面地说些什么都是不可能的。
“我真的很感动。”瑞特居然是用中文在对我说，“你这么年轻，把几十年
前的事写得那么真切，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人和事的。”
瑞特如此顺畅地调遣中文，真让我吃惊，但他的下一句话更让我吃了一惊：
“我希望你作我的秘书，你愿意吗？”
“我还在上学，我只是来打工，而且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我推辞着。
“你会胜任的。”瑞特自信地微笑着说，“你能让小说里的人那么舒服地相处，
也一定会让你身边的人舒服地工作，而且你可以教我中文，同时你懂得贸易……
我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很便宜的员工？再说，就算你不愿意作我的秘书，就像你说
的，你不属于这个公司，那么，我以私人身分请你作我的中文老师，可以吗？”
我不再推辞，而且，就在他眼光闪烁的一刹那，我已经有些喜欢这个年长我
18岁还多的美国人，他用四声不准却十分达意的中国话对我的作品的评价，让我
觉得我们可以交流。
我是在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下班之后，把一些极其简单的办公用品搬到了瑞
特办公室中那台被他说是“全世界最棒”的电脑面前。
其实，更多的时侯，我担当的就是瑞特的中文老师，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公
司的正式员工。然而，为了瑞特，我经常需要加班。有时是把过去写的一些散文
录入软盘，有时是替瑞特处理一些商业信函，最多的时候是和他一起读一些杂志
文章，这是瑞特最喜欢的中文课。
渐渐地，我发现瑞特的感悟能力很强，他的思维方式与我惊人地接近，同时，
我们都偏爱中国的宋词。甚至，很多时候我会对他谈起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比如
我曾经多么想做一个文学翻译，“就像傅雷那样”，比如每当我必须要拿起书本
应付考试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沮丧等等。日子一天天过去，在瑞特面前，我完全
没有了紧张感，我们更像一对老朋友，清茶淡酒可以无话不谈的那种，或者就可
以叫做“知己”。
不知不觉中，夏季来了，瑞特开始把我“加班”的时间拖得越来越长。我们
不再去吃千篇一律的工作晚餐，黄昏的时候我开始穿起每个北京女孩都有几件的
纯棉T 恤和短裤，跟同样衣着随意的瑞特一起光顾街边饭馆，或者去子夜才打烊
的小吃夜市。瑞特照样开着他的“大白马”，只是他必须把这个豪华的大家伙停
在很远的地方，然后跟着我边走边吃。这样几次之后，我给瑞特买了一双北京老
头儿最爱穿的千层底“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