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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创作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写尹雪艳的时候是由外写到内，从外型揣测内心；写钱夫人是从内写到外，由心理描写开始。
问：您对乡土文学的看法是否采用西方写作技巧的观点？尤其是对黄春明的小说。
答：采用什么方法不太重要。每位作家有他认为最适合的一套写作方法。我想在《红楼梦》的时代并没有西方的技巧，却产生很伟大的小说。如果能运用西方写作技巧写得很好也是非常好。我想黄春明的小说，有他自己创作的一套方法。我认为题材决定写作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一种题材，作家可以有意无意的去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来表现，绝不是因为某种方法优于另外一种，或是某种方法比较流行，我们才使用它，不是的。我想，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是先有了题材，然后才是怎样表现这个题材的问题，慢慢的琢磨。当然，我不是否定西方的小说技巧，西方的小说有很高的成就，我们能够用的都可以用，但不必非用不可。
问：是否因为读外文系，使您运用意识流的方式写作？
答：意识流写作方法，也不过是二十、三十年代西方实验性的方法，不见得这个方法一定能把所有的文学作品表现得比较好。这个方法产生有它的时代背景，第一次大战以后，是传统社会第一次破裂，社会价值观混乱，于是作家研究一种写作上实验的技巧，与心理学有关，往内心探讨、自我的追寻等。
当然，我念了外文系以后，也看了一些小说是用这种技巧，我刚好写到《游园惊梦》的时候，认为可以运用就用了。
爱写过去的时代，别人的痛苦
问：您为什么在小说里选定一群被时代淘汰的人物为主题？
答：我想关于被时代淘汰，有一天我们都会被淘汰。没有一个人能在时代、时间中间，时间是最残酷的。不能说有些人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已经过去了就不写它们。我想，写作最主要是写人，是合乎时代、不合时代，都没有关系。我写的那些人里头，虽然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曾经活过，有些活得轰轰烈烈，有些很悲痛，有些失败。在他们的时代里，他们度过很有意义的一生，这种题材对我个人来讲是很感兴趣的。
问：您学生时代以何种心态办《现代文学》？
答：那时我们懵懵懂懂办出来的，其实是一群热爱文学的人“以文会友”，没有一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写作而创办一个刊物，后来慢慢的产生一点影响，这也是后来的事情。最初的心态完全是一种爱好。
问：您写小说是否为了解决痛苦？有时候是否为痛苦的伸延？尤其观察到中国劣根性的痛苦时？
答：第二句话倒对了。我想，文学创作恐怕是由于对现实生活有些不满，所以才自己去创造一个世界；如果你已经很满意现在的社会，怎么会再去造一个？我想，我写自己的痛苦少，我看了别人痛苦的时候，创作比较多。我想，大家都会感觉到，在看到别人痛苦那一刻，心里会感到很痛苦，说不出来的。因为那些人不是作家没有办法写下来，那时我就很想替他们讲，那种的冲动我有。我个人可以说很幸运，大痛苦我们父母那一代替我们扛了过去，我们成长时是相当幸福的一代。
我想，作家对自己的民族看得更清楚，尤其是在看到自己民族的毛病时，会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毛病？我觉得在文学来说，倒不是件坏事情。
问：蓝田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答：玉，中国来讲是最珍贵、最美的一件东西。我对那女主角大概满喜欢她，所以给她取了“蓝田日暖玉生烟”典故中最好的玉“蓝田玉”。名字取的时候，就觉得她像一块玉。
徐复观先生的一点点误会
问：您谈小说艺术与社会意识的时候，徐复观先生曾经反驳，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答：徐先生是我最尊重的前辈，他的道德风范可以说精神长在，像他这样的人也不多，我现在乘机在此悼念。我曾在香港有一篇演讲词《小说艺术与社会意识》，我主要是驳斥一点：我们中国有一个看法一直下来，就是政治干涉文学，我对这点以一个作家的立场，绝不妥协。我想，徐先生对我有一点点误会，我没跟他讲清楚，他以为我说小说艺术与社会意识分开，其实我是说有某一些人不是关注文学艺术，是以政治目的来加在文学上面，所以谈的根本不是文学，谈的是当时的政治目的。譬如今天提倡什么政治口号的时候，文学就要跟着走，那不是社会意识而是政治手段。我说这，主要是针对“五四”以来的一些偏差。
问：欧阳子评《台北人》提到是否您写人物时，外表的服装对内心有所暗示？
答：写小说大概都是这样，写一个人的外型的时候，总是希望能表现内心。
问：中共把您的《永远的尹雪艳》收入台湾文学选，与乡土文学作品合编，您是否有意见？或有什么反应？
答：大陆一九八年政策有些改变，从前台湾作品绝对不能在大陆出版。他们现在出版台湾一些小说，当然有他们的目的，我想他们一方面真的要了解我们这边的文化情形；第二方面当然有政治目的在里头。我要很公平地讲一讲，他们选的那本小说选，以文学的价值讲，选得不错，可以说台湾比较有名的几篇小说都选了。诗和散文选得极坏，不能代表台湾的水准，差劲透顶。不管他们的政治目的如何，他们的台湾小说选可以使大陆人民看了之后真正了解台湾小说的风貌。
问：《永远的尹雪艳》描写的社会状态是非传统的，而是迁移到台湾的“新贵”的情况。对此说法您有什么意见？
答：我想我写的是过去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
第31节 三度惊梦
——在广州观《游园惊梦》首演
一个人的戏剧因缘实在难料，没想到这次在广州又看到了《游园惊梦》三度搬上舞台。三月三十日晚上，《游园惊梦》在广州“长城剧院”举行首演，上海北京不少戏剧专家也赶了去参加。坐在我前面的，就是昆曲大师俞振飞，而台上演员们却正在兴致勃勃的谈论抗战胜利梅兰芳回国公演，与俞振飞珠联璧合演出昆曲《游园惊梦》的盛事。那次演出是在上海美琪大戏院，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才十岁，坐在台下，台上柳梦梅与杜丽娘翩翩起舞，“转过了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可是却看得津津有味。俞振飞和梅兰芳实在是我对昆曲爱好的启蒙老师，而那次俞、梅合作的《游园惊梦》，也启发了我对中国戏剧美的认识。台上演员叹道：“像那样的好戏，一个人一生也只遇得到一回罢了。”那是真的。那一回好戏，竟也变成了许多年后，我撰写《游园惊梦》这篇小说以及后来改编话剧的灵感泉源。
《游园惊梦》小说改编成戏剧，却也经过一番曲折，小说是老早（一九六六年）就写好了，可是总也没想到有一天会搬上舞台。那还得靠香港大学黄清霞教授的异想天开，一九七九年她竟按照小说原有的形式把《游》剧用粤语演了出来，在香港艺术中心由“海豹剧团”演了两场。那次我完全没有参加制作，剧本也不是我改编的，纯粹看戏，首度“惊梦”，倒也赏心乐事。女主角钱夫人由港大讲师何漪涟饰演，这位蓝田玉粤语发音，几段独白念得铿锵有致，导演手法新颖，观众反应热烈，演出相当成功。
香港版《游》剧演出给了我不少启示，使我相信《游园惊梦》这篇小说改编戏剧确有可能，于是便有了一九八二年台北版《游园惊梦》舞台剧的制作，那次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十场演出，盛况空前，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经验之一。我记得演到第六天的时候，台风来袭，临晚倾盆大雨，而观众看戏的热情丝毫不为风雨所阻，千多把雨伞蜂拥而至，国父纪念馆内连走廊上都坐满了人，那种景况，令人难忘。而演员们一个个在舞台上光芒四射，人保戏，台北版《游》剧的成功，演员们的功劳与努力是重要因素。当然，舞台设计、灯光、音乐、服装等也集合了台湾艺术界的一时之选。我跟着演员们排练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辛勤。我深深体验到舞台实在是演员最严厉的考场，而那次在国父纪念馆，《游》剧的演员们的确创下了一次超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