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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罗思像在取证会上的做法一样，简要地问及了对克兰德尔进行检查和治疗的情况。卡伦意识到，陪审团成员对这些内容大概都不甚了了，于是在回答时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罗思紧紧抓住她的证词，没有给她任何详细阐述的机会，一直采用只需回答“是”或“不是”的提问方式。他力图把自己需要的事实找出来作为证据，同时给陪审团成员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卡伦没有对克兰德尔进行全面检查，甚至联想也没有想过应该那样做。然而，她对此毫无办法。
令她感到吃惊的是，罗思并没有像弗拉纳根预计的那样，绕过有关克兰德尔心脏复苏的问题。他差不多让她以正常的方式回顾了当时的情况。她瞟了陪审团一眼，想看看她是否赢得了他们的同情。
罗思问道：“接着，大约在7点57分左右，你宣布他已经死亡，对吧？”
“对。”
他停顿了一下，以便让听众充分理解，然后接着问：“穆尔医生，你同意——难道你能否认——你最初用于诊断的吸毒过量的印象是错误的？”
她心里明白，这一点不能轻易让步，于是说：“像我们得到的许多印象一样，那一点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当时那样的判断是合理的。”
罗思摇着头。
“你记得你在取证会上提供的证词吧，在进行神经系统检查时，你发现克兰德尔的瞳孔大小均等而且对外界刺激有反应？”
“是的。”
“假如克兰德尔部长吸食了过量的鸦片制剂，他就会像吸海洛因过量的病人一样瞳孔收缩，对外界刺激失去反应，对不对？”
“是的。”
“那么，你可以排除吸食鸦片过量的可能？”
“是的。不过正如我对你说过的，毒品的种类非常之多。”
“对，我肯定陪审团的各位清楚这一点。”他冷冰冰地说。
“抗议！”弗拉纳根叫道。
莫顿摆了摆手，似乎认为这无关紧要。“驳回抗议。”
“而且，”罗思问道，“你的诊断还受到了那些医疗辅助人员的影响，对不对？”
这是证词中最令她感到后悔的一点。“是的。”
“而你却没有问那些医疗辅助人员为什么他们认为患者是吸毒过量的人？”
“没有。但是我问过他们是否在病人倒下的地方看到了吸毒工具。”
“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对不对？”
“抗议。”弗拉纳根说。
“就你知道的情况而言。”罗思抢在莫顿开口发话之前说道。
“没有。”
“那么，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医疗辅助人员会觉得克兰德尔部长是一名吸毒过量者？”
“抗议，这是无端猜测。”
莫顿说：“我将让证人回答她是否知道这一点。”
卡伦说：“我不知道。”
“事实上——”罗思围着证人席转了一圈，然后继续问，“你并没有问他们为什么认为他是一名吸毒过量者，对不对？”几名陪审团成员朝前倾了一倾身体。
“是的。”
“而那是因为你觉得他们的判断是合理的？”
她中了圈套。“是的。”
罗思再次精明地点了点头。“你觉得那有道理是因为患者是一名黑人？”
“抗议！”弗拉纳根怒容满面。“我们可以到法官席前面来吗？”
莫顿点头认可，两方的律师踱到法官席的一端，白噪音装置开始工作，其他人听不到他们的谈话。卡伦被人从证人席上叫了下来。她知道弗拉纳根说罗思提问带有偏见，可是却听不见他们争论些什么，只好在一旁干着急。
他们的会商持续了一段时间。陪审团成员和听众渐渐出现了骚动。一刻钟之后，律师们回到各自的位置。弗拉纳根表情木然，轻轻地摇晃着脑袋。
卡伦回到证人席以后，莫顿法官说：“驳回抗议。请继续提问，律师。”
罗思不动声色地问：“法官大人，可以请法庭记录员重复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吗？”
她点了点头，记录员于是念道：“你觉得那有道理是因为患者是一名黑人？”
卡伦心里只有一个答案：“不，当然不是。这个地区生活着大量的无家可归者，其中许多人都吸毒、酗酒，所以认为患者吸毒过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设想。”
“那么，假如在同样地方发现的克兰德尔部长是一名白人，你会作出同样的诊断吗？”
“抗议，”弗拉纳根说，“这也是无端猜测。”
“驳回抗议。”莫顿说。
“是的，我会的。”
一位年轻的男陪审员哼了一声，露出了对卡伦的回答感到难以置信的神情。罗思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问：“你考虑过中暑虚脱或者中暑昏厥的诊断吗？”
“没有。”
“而那是因为你认为他的生命特征和症状与上述病症不符吗？”
“是的。他的情况与上述病症的基本诊断标准不符。”
“是因为他没有发烧吗？”
她心里明白，这是在诱使她引出波拉德医生的证词。但是，除非她改变证词，否则她对此无能为力，而弗拉纳根曾经警告过她改变证词的可怕后果。
“高烧，他没有发高烧。”她说罢盯着他的面孔，想使他明白自己的意思。她发现他的目光里闪过一丝会意的神色。
他转过身去对陪审团说：“对。那么，他还缺乏哪些生命特征和症状，使你没有作出中暑虚脱或中暑昏厥的诊断呢？”
“干燥、发烫的皮肤。”
“可是，难道神志不清不是中暑昏厥的特征吗？”这时，他面对着她，脸上毫无表情。
“是的。”
“克兰德尔部长当时处于昏迷之中，而那就是神志不清，对不对？”
“对。”
“而你根本没有考虑过克兰德尔部长患的会是与高温有关的疾病，对不对，穆尔医生？”
“没有。”
罗思转过头对法官说：“提问完毕。”
莫顿把目光转向弗拉纳根，弗拉纳根站起来说：“被告方面没有问题，法官大人。”
“证人可以下来了。本庭休息一刻钟。”
卡伦没有料到对她的提问会这样戛然而止。汗水浸透了她的上衣，她有一种头昏眼花的感觉，在回到被告席的路上差点跌一跤。
卡伦和律师们一道步入走廊，然后转过身来问伊顿：“我答得怎样？”
伊顿看了弗拉纳根一眼，弗拉纳根点了点头。“干得不错，”伊顿说，“本来就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
卡伦吃力地吞了一下口水，然后嘟哝道：“我尽了全力，是他把事情弄成这样的。”一种失败感掠过她的全身。
“当然是他，我们知道的。”他们走向出口时弗拉纳根安慰道，“那也是为什么要协商解决的原因之一。”
她没有理会他那一套，随后问道：“下一个证人是谁？”
弗拉纳根目不转睛望着她。“克兰德尔夫人。”
当天的其余时间里，琳达·克兰德尔提供证词，并且接受律师的提问。
她是一名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证人：她身穿保守的深蓝色西装，使人觉得她忠诚而贤慧，是一位为了丈夫的事业作出了许多牺牲的妻子。
她的证词几乎全都与赔偿有关——丈夫去世以后她失去了经济支柱，失去了许多“帮助”。伊顿曾经给卡伦解释过，罗思得设法使他的经济师有出庭作证的机会。那位经济师将要预计克兰德尔之死使其家人蒙受的经济损失，并按照现在的货币价值进行折算。
虽然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不允许陪审团裁定支付精神损失费，但是罗思却竭力想把这样的证据塞进来。弗拉纳根只好提出抗议，当然，陪审团成员觉得这一点有些神秘，为什么克兰德尔夫人不能谈谈她的精神损失？而且卡伦认为他们可能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被告。
弗拉纳根在盘问琳达的过程中态度非常温和，显然不愿引起陪审团的反感。他花了一些时间来回顾克兰德尔的健康史，可是却没有什么收获。接着，他谈到了经济方面的问题。
“在你丈夫去世之前你没有工作，对吗？”
“对。”
“而你现在是一名教师？”
“说得对。”
弗拉纳根“嗯”了一声，停下来看了看放在讲台上的笔记。接着，他轻声问：“克兰德尔部长打算今年退休，对吗？”
伊顿低声对卡伦说：“我们抓住了她的要害，听好。”
克兰德尔夫人脸上出现了惊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