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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统计两唐书得出：唐公主三嫁者三人，再嫁者二十七人。嫁过三回的有三位，嫁过两回的有二十七位，显然，再嫁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乎礼教也不提倡从一而终，对贞女也不太在乎，三国时文姬归汉，虽然在匈奴育有儿女，也没妨碍回来后再嫁。唐以前妇女不但拥有再嫁自由，而且能够参加公共活动，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真实写照。宋朝以后，妇女地位就开始降低，专门为妇女设置的礼教障碍愈来愈繁密。社会经济愈来愈发达，制度法规必然趋于细密。当行政资源与行政能量不能分门别类管辖太多的事，就要通过管人达到统治安定的目的。妇女地位低下是皇朝维护基本生产单位核心家庭的稳定所促成的。以唐后期为界，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政府授田为主逐渐变成土地私有并可买卖，社会流动性提高，经济总量增大，在社会交换中保证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单位——核心家庭的稳定，乃是政府与家庭的共同需要。因此在维护父权、夫权方面走向极致。限制妇女权利在保护家庭完整与稳定的作用比较明显，起码减少了家庭重构与财产分割重组的几率，同时维系以父亲为中心家庭血缘传递的纯正。家庭财产一向是以血缘亲疏远近排列继承顺序的，限制妇女行为的最大意义并不仅着眼于防止婚前、婚外性行为上，而是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预防，阻断非父缘子女名正言顺的分割本家财产。
早婚包办与人口再生产
近代以来，争取妇女解放，提倡自由恋爱，无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大加挞伐。然而，权利意义上的批判不能代替学术研究。古人选择包办存在着不得已的历史条件。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人口平均寿命低，要求早婚早育，必然引起包办。这与妇女的实际社会地位没有太大关系，即使唐代以前妇女比较开放的时代，青年男女的婚姻也是包办的。
中国历史上自有政府人口统计起，从西汉直到明末，登记人口大约在六千万上下，近两千年的人口规模维持在一个常量上。这是通过早婚早育多育实现的。明末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岁左右，基本上是两代共存。必然要早婚早育。
促成包办的家庭原因、文化原因、秩序原因等可以梳理的诸多原因，都是建筑在人口再生产比较急迫的基础之上的。民国以前，中国人的初婚年龄，男子一般在十六岁到十八岁，女子在十四岁到十六岁。让这样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家庭供给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行结婚组建家庭，显然缺乏必要的外在条件。两情之间自由恋爱出自天性，不必启发教育就可以爱得死去活来，然而，谈婚论嫁组建家庭并肩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就不那样简单了。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却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一生唯一的主题。尤其对需要养家糊口或建功立业的人尤其如此。如果能躺在他人提供生活的基础上，无忧无虑地贯彻个人意志，固然很好。但是，世上恐怕没有如此的好事，有哪一位父母甘心只做出纳，而不问由来不发表自己的感受即使在当代，婚姻年龄普遍推迟，自由恋爱结婚已成主流，但是包办的遗俗也没有完全褪尽。干涉子女婚事的家长和依赖父母财产支持的儿女大有人在，往往造成两代人之间关系紧张乃至反目成仇。其实，文化传统在育婴方式与教育过程中，文化密码已经传递，等到儿女谈婚论嫁时，权利界限与权利维护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或认识问题，而是思维惯性的问题。一方面，父母不愿意放弃在儿女身上实现自己的夙愿与推行自己的价值模式；另一方面，儿女通常愿意拒绝父母的意见，而不愿意放弃父母的财政支持。因此，两代人之间，分别不完全地继承了昔日婚俗传统。
儿女养育过程从来伴随着期望，在家庭组合发生改变之际，父母的期望即使不能完全满足，至少也要做到部分满足，否则必然产生失落与怨悔之心。作为儿女如果不愿听从父母的意见，就要立志拒绝父母的经济支持，不能只是索取而不屈服。在这一意义上，婚姻模式是一整套文化要素的组合，不能期待只保留其中利己项目而摒弃连带的义务条件。
完全的包办已是明日黄花，然而形形色色的包办变种形式，仍然作为婚姻媒介的主要形式为人们广泛使用，尤其是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都相当不错的家庭，似乎更热衷参与儿女的择偶与婚事的全过程。相反，比较贫穷的家庭倒显得比较宽松。显然，荣誉名声、地位、人品、情感投缘、利益保障与预期生活等等难以尽数的思考因素，在抉择与抉择环境中复杂化，不免使幸福擦肩而过，辜负了大好时光。实际上，人类的社会选择永远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而人们却始终不能放下两全其美的希望。所以，处于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的十字路口，通常愿意选择等待，明日总是充满着希望的。
昔日社会把成家立业视为男人肩起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起点。家是父母给成的，业是父母赠予的。家庭无论贫富，都要为儿女的婚事操心，既然由父母决定子女的婚事，那么也必须提供婚后生活的基本条件。不能只行使权利而不尽义务，让一个十几岁的青年背上家庭包袱以后自创生路。结婚以后的业，通过家庭析产而实现。中国没有嫡长子全额继承家庭遗产制度，嫡长子虽然在宗法与祭祀方面的权力比较特殊，但是不能将这一权力扩延到家庭财产分配上。家庭财产在儿女陆续结婚时，就不断分配，即使家庭财产比较丰厚，经过分割份额变小，聚起的财富又被分开了。如果从社会扩大再生产需要资金积累上看，这种每代都面临分家的财产分割现象，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当代也常常把这一现象作为中国现代化早期的发展障碍。但是，从同胞兄弟的权利保障上看，这一做法倒是非常人性化的。
由于过去以性成熟具有生育能力的年纪作为结婚的时间（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因此，议婚的时间会更早，一般要提前一二年。所谓传统历来推崇的贞洁处女，在现实过程中并不是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大事。女子在出嫁时因不贞问题而被休回娘家的现象极其稀见。道理很简单，女儿尚未成年即已议婚放定，待到成人，轮不到怀春思欲做些出格之事，就被嫁往婆家，在娘家生活的时间不过十几年。
包办婚姻遵循的原则就是门当户对，想来，除此之外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形式，既然由父亲出面主持联姻之事，那么门第、名望、财产与道德人品与相貌介绍等等显见的因素在起作用，惟独缺少结合当事人的情感因素。家庭的社会实际地位基本决定了它的社交圈子，无论通过媒人还是借助亲朋，联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进行。如果从经济眼光上看，社会上层的婚姻，是等价交换的，财礼（彩礼）与嫁妆是等值的，甚至嫁妆大于彩礼。联姻的目的超出一般的劳力人口转移的需要，而赋予其他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情感的用意。下层的婚姻是买卖的。在家庭父权夫权模式下，女子婚姻实际上是选择归属，把人生的绝大部分生命过程交付另外一个家庭，从此基本断绝了血缘意义的亲人关系。
对于普通人来说，核心家庭既是生产单位，消费单位，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组织。一个家庭的建立就意味着一位少女从属一位少男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父权的魔掌转向夫权的掌控。女子出嫁以后，身份的家庭属性发生巨大变化，不再属于娘家家族系统，而名正言顺地成为婆家的正式成员。不言而喻，两家议婚时，必然要对劳力转让的经济补偿问题进行谈判。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买卖婚姻。男方的聘礼实质上支付的是出嫁女十五六年的抚养费。毋庸赘言，买卖婚姻必须批判抛弃，但是，若想使其消亡殆尽，必须铲除相关的伴生条件，尤其要在观念上彻底更新。当代不发达地区仍大量残存类似遗风，问题的症结在于，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索要彩礼的恶俗上，而不愿放弃男性家族观念、夫权观念和限制女子与娘家往来自由等权力，总不能只希望保持并享受昔日婚俗带来的利益，而拒绝付出相应的代价。
缠足礼教意义与婚姻稳定功能
中国历史上妇女禁锢走向严密与缠足推广时代高度一致。缠足出现的年代说法不一，最早的有汉代之说，稍次的是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