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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徐冬的样子，徐冬的老婆又哭了，徐冬却还笑得出来：“哭什么哭啊？我这不挺好的吗？”我把带来的食物递进去，他拿起鸡腿狼吞虎咽地咬了两口，泪水却噼里啪啦地流下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徐冬忽然放下鸡腿，抓住我的手失声说：“骆驼，我他妈后悔呀，真后悔！”徐冬说话的时候，我能看见他身后，若干光头也眼巴巴地往这儿瞅呢。“别太难过了，判不了几个月的！”我安慰他。
刘大军也安慰说：“过去的就过去，别想太多了！”“我的名声就算他妈的全毁了！”徐冬看了一眼我身后的刘大军，又看向自己的老婆，我忙让开了身。“我想好了，我们还是离了吧，你把孩子送我妈那儿去，找个好男人嫁了！”徐冬说。徐冬的老婆这时却不哭了，抹了眼泪往前凑了凑：“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就是离，我也得等你出来再离啊？”看着他们夫妻二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我顿生感触：患难之时还是夫妻啊，徐冬你也该深刻反省反省了，看看你那些情人，她们都哪儿去了呢？
出了看守所，我们三人都一路无话。在徐冬家吃完了午饭，刘大军说他还有事，就走了。徐冬老婆对我说：“你坐了一夜的火车，还没来得及休息，去小卧室躺一会吧！”我说：“还真有些累了。”我就进了小卧室。我躺到单人床上先给张兵打了个电话，想让他订张晚上的卧铺票，省得排队去买了，晚上临开车前怕就没了。张兵却说他外边忙呢，没时间，可我知道他就在车站呢，因为我隐约听到了售票员冲着话筒跟旅客说什么。放下手机我就感叹：真是人走茶凉啊！当初我怎么就没看出这狗X人呢？来之前我给他打电话说一起看望徐冬，他就推说忙，脱不开身。刘进是真有了事，他的奶奶元旦前几天就病了，早回了县城。
晚上再说吧，我睡了一觉。晚上到了火车站，一问还真没有票了，票贩子手里倒有，贵出了一半。“怎么大过节的，出门的人也这么多啊？”我想着，就去了附近的快客客运站，刚好有九点的一班大客。我就买了车票，票价快赶上卧铺了，快客都是空调软席，途中还有影片欣赏，毕竟比火车硬板舒服多了。我坐在候车室里候车，我就想赵婷不会在上夜班吧？我便怕见到她又很想见到她，我甚至还有了打电话问候她的冲动，但我终究没有打。
赵婷现在怎么样了呢？她和那个药贩子的爱情是在亢奋还是在呻吟？作为一个第三者，她难免也会走进家庭纷争，醋海翻波的俗套，那个药贩子真的能为她抛弃一切？她会是个胜利者吗？
车是准点发的，在市区穿行时，我看着窗外熟悉的夜景，心中酸楚起来：在这里，我爱过，恨过；被拥有过，也被抛弃过；洒过汗水，还流过泪水……想着，泪珠就不知不觉顺着脸庞滚落了。
让它们飞到车外吧，结成晶莹的冰。
三十六
北京是我的——当我再次站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我忽然就有了这种无比豪壮，而又极其自私的想法，难道不是吗？
只要拿着钞票，什么王府井、簋街的，全北京城的大吃小吃都是我的食堂。什么西单、秀水啊，全北京城卖衣服的地儿都是我的衣柜。吃穿都不愁了，那就玩儿呗，那么多景点呢，没听说哪一个“拒游”，人民大会堂也没什么了不起，买张票就能进厅儿里歇歇脚儿。还有中南海，我溜达到门口就腻，戒备森严的，能有什么好玩的呀？
是的，北京是我的。有了这种想法我就高兴，我就很愿意与广场上那些南来北往的客人打招呼，并热情地询问他们一些问题。你想想，北京都是我的了，那我不就是在为自己工作吗？那会是什么心气儿啊？
我是在采访，采访广场上的普通人，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他们中也许有市长，也许有科学家，也可能是农民和民工，但管他是什么呢，这和我的采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知道他们将怎样过大年，他们孩提的记忆中又是怎样过大年的呢？
这是临近春节时，我们领导给人物栏目布置的选题，刚拿到这个选题时，我直皱眉头：这是什么烂选题啊？不知被炒过了多少遍的冷饭。可领导说：有的主题是永恒的，就看你能不能赋予它新意，挖掘出别的角度来，就比说过年吧，你从中应该能看出几十年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的渐渐遗失，还有……我被领导说得激动不已，热血沸腾。
是啊，这是多么好的选题啊？多么深邃的选题啊？可我应该去哪里采访，又去采访谁呢？领导便建议我来了天安门广场，说这里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不同民族的采访对象，你应该都能找得到的。
我采访了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人，他童年记忆里的大年真是“年味十足”，离过年还有段时间呢，他就看着父亲用报纸卷了粉末，在小板凳上搓来搓去，父亲是在为他制作名叫“麻雷子”的鞭炮。父亲还把粉末装在铁桶里，上面抹了黄泥，留了药捻，说是大年夜要摆在院门口，点了喷出礼花，迎接锣鼓队。母亲当然也没闲着，准备了很多的甜点，那些用木刻模子蒸出来的馒头鱼啊，馒头鸟啊什么的，都被点了红点儿，尤其让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总舍不得吃。
大年夜那天，麻雷子放了，好吃的吃了，他便撵着锣鼓队，一村一村地跑。一直到正月十五，村子里都摆台唱大戏，台上唱得热闹，台下叫得欢，孩子们却围拢在零食摊子前吃得过瘾。那一场铡美案，把人头按在了铡刀下，就真的喷出血来，他以为是真的呢，就骇得哭了。还有送灶王爷上天，他在白纸上画了一匹马，母亲就扔进灶坑里烧了，说是送了灶王爷当坐骑……
青年人讲完了这些，便觉得失落和伤感，童年和童年的那些事，毕竟一去不复返了。我也就跟着失落和伤感，但我们动情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孩子，我们那儿过大年没有这样的含蓄多情，花样百出，吃吃饺子，穿穿新衣也就过去了，大概北方的文化过于粗邝和直接了吧。但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缺失呢？
我采访累了，就拿了张报纸铺在地上，地砖上挺凉的，有点冻屁股。我也是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了，来北京的事家里还不知道呢，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往家里打过电话呢，我这个人真是随意和飘荡惯了。刚才采访了那么多过大年的内容，倒使我忽然有点儿想家了，心里也就生出来一些歉疚。
电话是我爸接的，一听我来了北京工作，他吃惊得不得了，骂我没心没肺，这么大的事也不同家里商量，我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哪儿好就往哪儿跳，反正也都是我一个人，还跟你们商量什么呀？”我爸免不了又一阵叮嘱，问我过年回家吗，我说当然回呀！我去年过年就没回去的。
放下手机，我看着来来往往漫步的人流，嘴里哼起小调儿来。一个女人用一只手拿了两个玉镯，就那样悠闲地从我面前走过，那镯子一定是她刚买的，是准备买了送人，或还没来得及戴在腕上？不管怎样，她都使我想起了倒腾玉器的聂云，我的心情随即就晴转多云了。聂云现在成了我在北京唯一不快乐的因素，说这样的话，好像我的良心都被狗吃了，但确实是这样的。我这样丑化她，不只是因为她那超额做爱的方式，使我越来越失去了兴趣。
也许是我们距离太近，接触太频繁的缘故吧，她的缺点日益突出得暴露在了我面前，我也奇怪，难道我的缺点没有暴露在她面前吗？她每天那样不厌其烦，无微不至地对我关照？然而，我也正是把这关照看成了她最大缺点啊！一天到晚，只要她在家，也不管我写稿子还是看电视，她那张嘴没有停歇的时候，不是问我内裤换没换，袜子洗没洗，就是抓住我别的事问个不休，再就是没个头尾地唠叨她生意上那点儿破事儿。我感觉她就像《大话西游》里那个没完没了的唐僧，而我就是旁边那个小妖精，真想弄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