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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人民是知道“社会主义大事业”怎么回事的，不是没见识过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你官府搞经济，拿我当工具，那我也不会对你有感情，我也不会有什么事业感，最多我发扬传统爱爱国。这官办经济从本质上就不讨人喜欢。我是比过去有钱了，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事情也要我自己管了，病要自己上医院，小孩要自己交钱读书，房子也要我自己买。虽然学校与医院比过去设备好，我不管租房还是买房住得比过去宽畅了，吃喝也好了，也用上了不少新鲜玩艺，但就是觉得没劲。人生真没有意义，就是上个班挣个钱，图个啥？为公司挣钱大头让老板捞去了，真黑，不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看在钱的份上才不得不干。
这样一搞，整个社会都压力重重。竞争很厉害，没工作了不好办。人家过上好日子了，买房买车了，不是过去那样大家排队等分房，自己生活就算没变差，感觉也不好。混得好的钱虽然不少，但也没理想，觉得混社会真累。混得不好的心一横就杀向社会为非作歹。搞来搞去大家比黑比坏，越弄感觉越差。也就是经济还在增长，可以靠物质弄些醉生梦死，不然早闹开了。
何况你还那么不公平。本来对搞市场经济很多人就不适应，你再来些人围着政府吃，还让人怎么过？一个个暴发的看着都不是什么正派人物，连媒体上都是一连串黑暗事件，就别提口耳相传的那些恶心事了，对社会的怨恨就更深了。
不公平也就算了，还看不到希望。一方面期望被些富人提得太高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想买大房子，不象从前加一级工资就觉得阔多了。一方面人也太多了，不知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处境改善。个个觉得自己没法混出头，精神灰暗。
就这样，能不愤怒么？人是物质的，但更特别的地方在于，人也是精神的。愤的不是自己吃喝比过去差了，而是从整体上就不喜欢这种让人提不起劲的社会。有些即使处境不错也还是替别人愤怒。不愤的，那是特殊分子。捞大了的会感谢社会给他机会，一些觉得大有机会的人精神亢奋忙着捞。还有象我这样的，没有善恶事非观念，没啥情绪的把社会当物质评论，也不愤。但总体上，中国人很愤怒，凑一块就骂社会。谁要是说这社会的好话都不好意思开口。
其实就愤怒这个事本身来说，是个好事。你既然以利益为根基搞经济，政府天生就该挨骂。只有在中国这种奇怪的转型国家，才会发生民众在媒体上称颂政府的怪事。以前也不好，骂政府就是反革命有人身危险，这个再怎么也解释不过去，就是政治落后。我很不喜欢无聊的推卸责任的民主，不赞成以民主为决策根基治国，但更不喜欢连低限度的言论思想自由都没有的社会。政府应该允许民众把愤怒表现出来。
而且这种愤怒，我觉得不危险。经济毕竟在增长，国势在上升，不是沉沦。问起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预期，在全球都是最乐观的。这和个人的灰暗感觉似乎矛盾，但其实很合理。中国人也并不是完全精神地仇恨社会，虽然凑在一起骂社会，潜意识里也知道比过去还是有很多地方进步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对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人还是有信心的，政府天天拿数字轰炸宣传，外国人也在帮腔，还是起了些作用的。但怕自己成为失败者，所以灰暗。真正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以至于相信崩溃论的，是一些见微知著想得更远更深的聪明人（他们能讲出一些崩溃的道理来），或者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是相信会崩溃的情绪化非理性愤怒人士。但这是少数，多数对中国还是觉得乐观的（下层人士可能不会去考虑这种问题，问也没用）。人民的愤怒，不是那种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革命式愤怒，而是牢骚。
因此，人民一定要愤怒。有什么不满一定要闹出来，闹得越大越好。
（二十八）官办经济中的“官”与“民”
前面的分析说了，官办经济放弃了精神，采取了彻底的唯经济路线。这样一种方法在操作上是比较方便的，你考虑的问题采取的办法都是为了经济，得到经济数据反馈又去调控修正经济策略。就这样一轮轮操作下来，越搞越有经验，经济确实做大了。
如果能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大家都很高兴自然是好。但没有这么好的事，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实在是水太深，任何方法都必然要损害某些阶层的利益。有时方法，能让1000万人受益，但会损害100 万人的利益。有些方法根本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受益，大多数人利益受损。有些短期内会损害全部人的利益，但长期会有益于国家。有些正相反，短期内好象大家都高兴，长远国家吃大亏。改革走到这一步，不可能有什幺好办法能不引发矛盾冲突。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模式里，这些问题由最高层“高瞻远瞩”地决定。老毛的决定到底是好是坏，可任人评说，但人们只能习惯性地按老毛的意思办。我们可以喜欢老毛说他是为了人民利益在决策，但人民实质上没有决策权。不仅人民，连高层官员都是动不动就靠边站。文革了，闹了一通大民主，微观决策权下放，其实也不是什幺正经决策，无非是各种各样的捣乱方式，让人们知道大民主不是这么好玩的，所有人都知道不能这么搞（改革开放后民主闹不起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毛去世了，决策模式也变了。邓小平没有老毛这样的权威，也不喜欢那种一言堂的模式。他是去平衡各派的利益，这方面他的政治手段相当了得。另一方面，他也是以理服人为主，动用权威的时候少。平衡的结果就是“摸”，特区可以摸，上海等重要地区就听保守派的意见不摸。这个时期有一些顺应民心的改革举措，但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经济困境，高层决策是处于改派与保守派的平衡状态。
南巡以后，这个决策模式又变了。高层的治国思想较为统一了，想不通的就用“不争论”干掉，靠边站。没有了两派冲突与斗争的复杂平衡，中国政府一心搞起了官办经济。我们必须得说，中国政府内部是相当一致的，都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而忙活，争论少了，是内部政治冲突最少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矛盾主要是“官”与“民”的矛盾。
从矛盾冲突角度来说，毛泽东时代是超级牛人老毛的理想主义与周恩来为首的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务实派的尖锐冲突。80年代是邓小平协调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治国方略冲突。矛盾冲突都集中在高层，毛时代被打倒的高官不计其数，80年代也倒了两任总书记。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终于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将内部矛盾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政治风险极小。这时，政府集团与一般民众的“官民”冲突，成为最大的矛盾。这也不是说爱护人民的保守派被拿人民当工具的改革派斗倒了，所以没人为民众说话了。以前是政府集团内部矛盾太大，还轮不到官民冲突有多大影响，哪一派都是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比较头疼。南巡后，政府集团意见统一了，就是要搞经济，从中为政府捞利益，政府利益高于民众利益，所以官民冲突上升为最大矛盾。
当然，政府从来都是宣传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甚至可以相信一些高层人物某些时候是在真心为民众着想，并非做秀。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并非某几个人可以左右的。有超越体制的无形权威的人已经纷纷老去，众多低级中级高级党政官员其实是在一个庞大的统制机器里混事，个人无论如何是胜不过这个机器的。往直里说，政府集团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你没有改造利益团体的本事，就得用利益的方式推动这个团体做事。
比如江朱胡温，都可以找到某些“反利益团体”的动作。老江枪毙了几个贪大的高官，老朱经常怒骂贪官，胡温搞了很多亲民的举措。是不是作秀不提，他们做事真正的依靠力量是什幺一清二楚。跟老江混的，老江都照顾得不错。老朱提拔了不少人，但照顾得不算好，被捉进局子的不少，应该是老朱搞人事不如老江有本事，就靠搞经济的本事混。胡温自己派系的干部也慢慢升上来了。这都是人之常情，想要做事就得这么搞，我并不就此批评他们。
这还是提拔自己人，你说话自己人听。但安排自己人不能太过分，党的传统就是要五湖四海。怎幺让别人做事？一种办法是老朱这样强推，开大会就骂人，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