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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版本资料说明,崇祯本是以万历词话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刊印在后。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
崇祯本刊印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这篇跋,一般认为写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一六一六──一六一八)。这时谢肇淛看到的是不全的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看到不全抄本,又云“为卷二十”,说明谢已见到回次目录。二十卷本目录是分卷次排列的。这种抄本是崇祯本的前身。设计刊刻十卷词话本与筹划改写二十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可能在刊印词话本之时即进行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完成改写本定稿工作,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绣像评改本的改写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时间要早些。但是,崇祯本稿本也不会早过十卷本的定型本。蒲安迪教授认为,崇祯本的成书时间应“提前到小说最早流传的朦胧岁月中,也许甚至追溯到小说的写作年代”(《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显然是不妥当的。从崇祯本的种种特征来看,它不可能与其母本词话本同时,更不可能早于母本而出生。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六
三、崇祯本评语在小说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崇祯本评语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一宗珍贵遗产。评点者在长篇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蜕变的转折时期,冲破传统观念,在李贽、袁宏道的“童心”、“性灵”、“真趣”、“自然”的审美新意识启示下,对《金瓶梅》艺术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的评析。评点者开始注重写实,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品鉴,在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之前,达到了古代小说批评的新高度。其主要价值有如下几点:
(一)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非淫书。评点者认为书中所写人事天理,全为“世情所有”,“如天造地设”。评点者第一次把《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认为《金瓶梅》“从太史公笔法来”,“纯是史迁之妙”。评点者批判了淫书论,他说:“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明末《金瓶梅》评论有三派观点。第一,从进步文艺思潮出发,对《金瓶梅》的产生表示惊喜、赞赏,以欣欣子、袁宏道、谢肇淛为代表。第二,接受进步思潮影响,又受传统观念束缚,对此书持又肯定又否定态度,认为此书是淫书、秽书,所以要刊印,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以东吴弄珠客为代表。第三,固守传统观念,持全盘否定看法,认为此书淫秽,坏人心术,决当焚之,以董思白为代表。崇祯本评点者鲜明地批评了第二、第三两种观点。
(二)分析了《金瓶梅》中众多人物的复杂性格。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对于这一点,崇祯本评点者注意到了。他在评析潘金莲时,既指出她的“出语狠辣”,“俏心毒口”,惯于“听篱察壁”、“爱小便宜”等弱点,也赞美她的“慧心巧舌”、“韵趣动人”等“可爱”之处。评析李瓶儿时,既说她“愚”、“浅”,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即使是西门庆,评点者亦认为作者并非把他写得绝对的恶,指出“西门庆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资助朋友时“脱手相赠,全无吝色”。尤其可贵的是,评点者冲破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对潘金莲这样一个“淫妇”,处处流露出赞美和同情。在潘金莲被杀后,评点者道:“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这是对一个复杂形象的充满矛盾的审美感受。
(三)评析了作者刻画人物的传神技巧。评点者说作者“写笑则有声,写想则有形”,“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俱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他特别赞赏对潘金莲的刻画,说其“撒娇弄痴,事事堪入画”,其“灵心利口”,“乖恬”“可爱”。在四十三回作者写金莲乔妆假哭时,评点者道:“倔强中实含软媚,认真处微带戏谑”,点出作者不仅善于描摹人物的声容笑貌,还能借形传神,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四)崇祯本评语显示了评点者新的艺术视角。传统的评论重教化而不重审美,重史实而不重真趣。评点者冲破这种传统,从新的艺术视角对《金瓶梅》全面品评。他称作者为“写生手”,很多评语肯定作品的写实特点,白描手法,一再评述作者的艺术真趣。通俗、真趣、写生,这种新和艺术视角,反映了万历中后期的美学追求。冯梦龙的“事赝而理真”论,金圣叹的性格论,李渔的幻境论,张竹坡的情理论,脂砚斋的“情情”论,使古代小说批评达到成熟与繁荣的高峰,而早于他们的崇祯本评点者,对明清小说批评的发展,可以说起了奠基与开拓的作用。
袁宏道在一六九五年传递了《金瓶梅》抄本的第一个信息,惊讶《金瓶梅》的出现,肯定《金瓶梅》的自然之美。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称此书为“稗官之上乘”,作者为“炉锤之妙手”,特别评述了作者写人物“不徒俏其貌,且并其神传之”的特点。崇祯本评点,可以看作是袁宏道、谢肇淛对《金瓶梅》评价具体化的审美反映。
《金瓶梅》作者“五大说”与“王寀说”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8月29日 推荐指数:☆☆☆☆☆
今年3月份都市晨报、现代快报连续报导《金瓶梅》作者是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的王寀(已退休的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洪政提出的),但是同时又报导一个“王家屏说”和“五大说”,“王寀说”似乎还不一定正确。
就我看来,“王家屏说”是不对的。不能因为王家屏是进士、当过内阁首辅、会写奏疏,就说他是作者,这样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五大说”是不是比“王寀说”更有根据,还需要认真研究研究。
正在我疑惑不决的时候,李洪政先生的著作《金瓶梅与徐州》正式出版了。李先生精辟的论证、严密的推理,令我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折服。大量历史、地理证据可以证明《金瓶梅》故事地点写的就是徐州。这是《金瓶梅》的事实,是辩驳不倒的。李先生在此基础上发现《金瓶梅》书中有王寀作者式的署名,《徐州志》中又有王寀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与《金瓶梅》内容是相互印证的,可以合理解释书中的许多谜题。两者的印证不是局部的、细节的和小范围的,而是整体的、框架的和大规模的,足以证明这位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的王寀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问题在于,“五大说”是否也有辩驳不倒的理由,为此我查阅了有关的资料。
“屠隆说”是黄霖教授提出的,因为他发现《金瓶梅》书中有屠隆写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过:“《金瓶梅》中的用词十分混杂,假如随便摘录一些句子,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因为这完全有可能是从他书中抄来的,根本不是作者自己的习惯用语。”同样道理,“一诗一文”也可能是作者从屠隆书中抄来的,不能证明屠隆是作者。黄霖教授自己的话就否定了自己,不仅如此,它们也同样否定了“李开先说”或其他类似学说,单纯根据书中的部分文章或文字是不能证明作者的。
“李开先说”最初是徐方朔先生提出的,他发现《金瓶梅》中大量抄引了李开先《宝剑记》中的曲白,后来他改变了观点。卜键接着进行了研究,他补充说:西门庆身上有李开先的影子(妻妾、家乐、园林、会友);他家的“藏春阁”类似书中的“藏春坞”,都说过“留驴阳”的笑话;李开先的长子“戊申”生人,极受宠爱,不幸夭折,与书中的官哥相似;他家居章丘,乡人多为“枣强”人,章丘离“枣强”大约六七百里,符合91回的说法。其实,原文还有“过了黄河”四字为什么置之不理?且距离也不对。
“王稚登说”的依据比较多,有十三条:最先有抄本,在有抄本的人中唯一具有作者资格;他是古称“兰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