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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史料进行研究，韩南与冯沅君的撰述却不相同，如果说，冯沅君是从文学社会学或文献史料学的观点出发，那么韩南则更多是以小说修辞学和创作心理学的视角予以观照，可谓各擅其长。
自1976年至今，《金瓶梅》源流研究同样取得可喜的成果。在溯源研究方面，其主要景观表现为中青年学者推波于前，老一辈学者助澜其后。一些中青年学者融故出新推出总结性的研究专著，有蔡敦勇的《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孟昭连的《〈金瓶梅〉诗词解析》等。韩南的《金瓶梅探源》迟至八十年代始被译介至中国，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一书即是对韩文的全面发挥。周将素材来源归纳为宋明史实、《水浒传》、话本拟话本、戏剧剧本、民间散曲小调等五类。至于该书修撰体例和目的则正如作者所说，“按《金瓶梅》的回目顺序排列，将《金瓶梅》抄录、抄改的文字一一指出，并与原始素材加以比勘，以求弄清楚作者抄录、抄改这些原始素材的目的动机及其他情况。每回中的每一个考证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金瓶梅》原文；二、原始素材；三、考评。”周著中的“考评”就素材来源加以研究分析，探讨《金瓶梅》作者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艺术才能、《金瓶梅》成书过程、时代背景等问题。纵观周著有两大特色：一为考证全面，周著以30万字篇幅，考证了250个问题，来源无分大小，均收录其中；二为论述独到，除对他人的研究成果予以确认和补证外，在属周个人成果中，所论大多切中肯綮，发见深义，又不失公允之度。此外，老一辈学者也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许多很见功力的溯源考证文章。如吴晓铃的《〈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和王利器的《〈金瓶梅词话〉与宝卷》都于史海勾沉，探幽发微，考证出许多有价值的新内容。
和溯源研究相呼应，这一时期的《金瓶梅》探流研究，也开辟了一方较为开阔的研究领地。其内容包括：《金瓶梅》续书研究、《金瓶梅》对《红楼梦》和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研究、《金瓶梅》的外文译介研究等等方面。《金瓶梅》的续书最直接地体现《金瓶梅》的深刻影响，《续金瓶梅》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黄霖、王汝梅、周琳、周钧韬等学者都对《续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作了分析评价，周钧韬的《〈续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认为：“《续金瓶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皆成败参半，其成功的一面，使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失败的一面，又使它终难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上乘之作。”是为的论。
《金瓶梅》作为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许多明清小说产生深刻影响。新时期学者所进行的《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上承民国学者研究之余绪，进一步拓展思路，把这种影响研究具体为两书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叙事模式等的比较分析，其主要成果有孙逊、陈诏的《〈红楼梦〉与〈金瓶梅〉》、蔡国梁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卢兴基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寻找小说史的一段轨迹》、祁和晖的《青出于蓝——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王平的《〈红楼梦〉〈金瓶梅〉色空观念之比较》等等（详见拙文《〈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辑）。《金瓶梅》对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也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如《肉蒲团》、《儒林外史》、《歧路灯》、《林兰香》、《东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也都有学者揭示并论证《金瓶梅》给予的影响。正如前文叙及，早在几个世纪之前，《金瓶梅》即远渡重洋，被译介到日本和欧洲，几个世纪的广泛流传使它成为世界性名著，但对于外文译介的情况进行介绍评述，则是新时期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才得以充分开展的。在这一方面，以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和《〈金瓶梅〉在国外续述》二文为代表，文中对《金瓶梅》在英、法、德、俄、匈、日、朝等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扼要的评述，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国外的《金瓶梅》译介动态。
回顾《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的百年历程，许多研究者呕心沥血，矻矻以求，在作者、版本、源流三大问题的研究中，取得极为丰赡的第一手资料，以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彻底否定了一些陈见谬说，澄清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金学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但我们也应看到，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尤其是作者研究中，由于少数学者不甚求实的治实态度和较为单一的治学方法，从而得出一些草率的结论，并引发无谓的论争。对此，老一辈学者徐朔方曾作谆谆告诫：“《金瓶梅》考证要实事求是”，“金学研究不必太热，研究工作最需要的是冷静的探索”，这种告诫将是有益的。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文献研究中，面对学术思想更新和理论的多元化，需要细致缜密的材料考证，也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中，应该结合对于文本的剖析和小说文化内涵的思考，使文献研究与文本、文化的研究得以相谐并济，从而进一步拓展金学研究的新视界。
《文献》1999。04
李宝雄：《金瓶梅》作者应是王世贞
《金瓶梅》作者已成为历史悬案，甚至有人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国文化之谜”，李时人先生称其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笔者受吴晗先生的启发；经反复研读原著；发现小说中不仅多处有作者的暗示，而且作者就是王世贞。
一、小说中至少隐含王世贞“弇州、息庵居士、九友斋、王元美、藏经阁”等五个名号1、小说中人物孟玉楼的结局隐含王世贞的号“弇州”
孟玉楼是西门庆第三妾。清张竹坡认为孟玉楼形象地体现了《金瓶梅》作者自己的苦衷，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社会处境、对生活的认识和处世哲学，因而说孟玉楼是作者提供给世人的一剂处世之方，体现着作者的学问经纶。而笔者认为孟玉楼的结局更暗示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
小说第九十二回“陈敬济被陷严州府”，写孟玉楼在西门庆死后改嫁李知县之子李衙内，李知县在清河县三年任满；升迁到浙江严州府做了通判；因而孟玉楼随夫及公去了严州。因陈敬济干扰，孟玉楼只好与夫李衙内回原籍北京真定府老家去了。让孟玉楼由浙江“严州”，归宿北京“真定”，我以为这一情节暗示了作者。“严州”隐指王世贞的号“弇州”。“真定”即确定。由“严州”到“真定”即是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弇州”，应该“真定”无疑。也就是说，作者借用地名“严州”与“真定”两词的音（严与弇音近）和义；“严州”用以暗示“弇州”；“真定”用来强调“弇州”。
要认识理解这一点，须从小说总体上予以把握。对整部小说的内容、人物、情节、结构、艺术技巧诸方面全面地加以考核就会发现，孟玉楼结局的情节安排与小说整体情节发展似乎完全不合拍。无论是为孟玉楼，还是为了下文陈敬济妻死家破，流落街头，都没有必要非得让他们去一趟浙江小县“严州”不可。而且孟玉楼改嫁李衙内接着就去了“严州”，到“严州”仅“三天”就回“真定”老家去了。笔者读到这一情节，百思不得其解，觉得与整部小说所体现出的高超的艺术技巧大异其趣。对此，张竹坡早已慧眼识得，他在《金瓶梅读法》二十九有语云：“陈敬济严州一事，岂不蛇足哉？”此言甚切。然而这一露骨的“蛇足”其实别具用心，实乃精心策划的一个暗示作者的“机关”所在。
2、小说中人物“杏庵居士”暗隐王世贞别号“息庵居士”
小说在九十三回“王杏庵义恤贫儿”中写了一个人物叫“王杏庵”：“清河县城内有一老者，姓王名宜（张评本为“宣”，这里从词话本），字廷用，年六十余岁，家道殷实，为人心慈，仗义疏财，专一济贫拔苦，好善敬神。……老者门前搭了个主管，开着个解当铺。每日丰衣足食，闲散无拘，在梵宇听经，琳宫讲道。无事在家门首施药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后园中有两株杏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