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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国的话并没有夸张，因为要不是那天正在县委信访室值班的梁雨润，无意间知道了李卫国的事，并且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帮助李卫国重新赢回了他视为生命一样宝贵的“信誉”——县药材公司当面向他承认所批发的那批药材有质量问题，并公开赔礼道歉，也许夏县又多了一起震惊省内外的恶性事件。
“其实根本不是我梁雨润有什么特别能力，只是我觉得像李卫国这样极其需要帮助的农民，我们当干部的只要主动弯一下腰，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再费些时间和精力去为他们做些本属于我们份内的事，那就会化解一切天大的问题。关键是要看我们对百姓有没有真正的感情和能否将心比心。”其实，梁雨润得民心的“法宝”就这么简单。而这简单的“法宝”，在实际工作中一旦用上，就这么灵验。
残疾青年农民李卫国原先连杀人的念头都有了，可经梁雨润亲自出马做工作，他不仅连当初向县药材公司要求索赔的５０００元都一分不要了，而且特意雇了一辆车，敲锣打鼓到县城，给梁雨润送去了一面写着“人民好公仆”五个大字的锦旗。
我见到李卫国时，他给我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我们农民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了，别人总不该再骑在我们头上张牙舞爪吧？”
当下我们的一些干部和领导，他们不仅对农民和百姓缺少关心，而且真的常常是骑在人民的头上张牙舞爪，为所欲为，这样的干部和领导者，人民不恨他才怪！
第四章 寸土必争是本色
作者：何建明
什么事在农民的心目中最神圣？什么是农民的命根子？
毫无疑问，当然是土地。
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其实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命根子。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漫长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中，除了只有近代不到一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之外，中国的全部历史都是农民的历史，或者说都是土地化革命的历史。即使在今天，土地仍然是影响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将推动或者制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共中央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里每年颁发的“一号文件”，即是与土地直接相关的农业问题。
中国的土地，决定着中国人的昨天和今天的命运，还将在很长时间里继续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
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城里人对财富的理解是以资本的多少来衡量的，而农民们对财富的理解则是看自己对土地的占有情况。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拥有，其实远比现代人对资本和财富的渴望与拥有要强烈得多。
土地从本质上体现的是农民的绝对的财富价值观。因而土地的拥有或丧失其实就是农民们的根本利益的得与失。
明白了这层意思，我们就不难理解像崔良娟这样的农家妇女，为什么可以几乎是用了半辈子的时光，仅仅是为了争得咫尺宅基地的拥有权的全部意义了。然而在广大农村，像崔良娟这样寸土必争的农民以及他们寸土必争的信仰，何止仅仅体现在对自己宅基地上。
１９９９年４月８日是个大雨天，这一天是梁雨润的“群众接待日”。瓢泼的大雨不停地下着，从前一天的深夜一直下到第二天的上班时间仍未见停。８点正，梁雨润准时从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县委信访接待室。这时有一位６０来岁的老人进了门。梁雨润感到有些惊奇，因为老人从上到下的一身装束完全是陈永贵式的——头扎毛巾，一身黑袄，那腰间系着的是一根用草绳编织的裤带，黑袄上有数处已破，里面露出几缕发黄的棉絮，一看便知是从山里来的农民。
“大伯，你是山上哪个乡的？”梁雨润给老人搬过椅子，端上一碗热茶。
“哎哎，我是庙前镇井沟村的。叫庚银项。”
“你老为什么浑身都湿透了？刚刚被雨淋的？”梁雨润伸手摸摸湿袄，关切地问。
老人的眼睛开始潮湿了，浑身一个冷战，然后全身哆嗦起来：“梁书记，我为了见到你，已经在那儿，你看就是那儿……”老人指着窗外的县委办公大楼的侧墙：“那儿的屋檐下，我在那儿睡了两宿。今天总算等到你了，算我没有白给雨浇了……”
梁雨润感到心头一震：“你老就为见我两晚都睡在屋檐下？是雨水把你浇成这个样？啊？”
老人“嘿嘿”一笑：“是啊，可我值啊，总算把你梁书记等着了。嘿嘿。”
梁雨润的眼眶里的泪珠在打转。“老人家，你这么大年岁，咋睡露天嘛，可容易得病呀！”
“梁书记，呜呜呜……你可要给我们农民作主啊！我已经跑８年了，再跑下去我连这身破棉袄都穿不起了。呜呜，呜——”老人伤心地哭泣起来。
“你慢慢说，大伯，有什么冤事只管跟我说。先喝口水——”梁雨润动情地。
“哎，梁书记，是我们村里的支书，他——”庚银项老人开始讲述起他这１３年来一直为土地的事而奔波的遭遇。
梁雨润听完庚银项老人的叙述，火就来了，那只大巴掌重重地落在桌子上：“大伯，我一定在七天之内给你把这事解决了！”
“七天？”
“对，七天。只要事情属实，我用一个星期时间给你把事办了！”
当日下午，在梁雨润的统一安排下，一个专门办理庚银项老人举报问题的专案组出发了。经过纪委王武魁副书记为首的专案调查组三天多时间的连续调查核实，庚银项老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问题的真相大体是这样的：
庚银项是夏县庙前镇井沟村六组村民，原该生产队队长，后来生产队改为生产小组，他是该村六组组长。这是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村落，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仅是一年打不出几担粮食的土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他们更加珍视脚下的土地，坚守着祖先留给他们的每一寸良田。１９８４年，庚银项所在村民小组的王某当上了井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作为庚银项一手培养起来的娃，庚银项打心里希望王某能当好一村掌舵人，时刻想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但王某当了支部书记后，想的不是全村百姓的事，却在盘算着如何用自己手中的权为自己多谋私利。井沟村地处中条山腹地，几个自然村非常分散，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的生活条件差异不小。庚银项老汉的六组比起村委会所在地的五组就要差得多，王某身为村支书，平时家在六组，开会则要翻过几个丘峁峁到五组那儿村委会所在地。这事一直让王某心里很别扭。客观地说，为了工作方便起见，王某有心把自己的家迁到五组并非全部是搞特权。但问题出在王某后来确实利用了特权并让农民的实际利益受到了损害。１９８７年，原五组村民的河南籍老乡迁回了黄河东边的老家，使得五组多出了２０多亩承包地。身为书记的王某见时机到了，跑到乡政府那儿先把自己全家的户口从六组转到了五组自然村。回头又找五组组长商定，把自己在六组席家坡的２４亩承包地带到五组作为“迁户之礼”。由于农民对已经属于自己承包权的土地格外看重，虽然王某是村支书，但五组村民对于他的迁居一直暗里对抗着不乐意。来一口人占一份地，就等于从别人的饭碗里抢走一口饭吃。再说席家坡的地比起五组的耕地来，肥瘦程度不可比。但念在王某是村支书和他能从六组带来２４亩耕地份上，王某迁居这事勉强办成了。可六组的村民不干了，你王某是支书，爱富不爱贫可以理解，因为你手中有权，可以往条件好的自然村迁户，但你不该带走２４亩地。按照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第五款之规定，像王某原居住地的承包地是不能随家迁出第六组自然村的。令六组村民气不打一处来的是：王某把２４亩地擅自转让给五组后，因为五组嫌路远耕作不方便而实际上又把这些地的承包权还给了王某一家，而王某凭着他是村支书，在五组那儿他一家获得了那位迁走的河南籍村民留下的承包地，这边他又把在六组原有的２４亩地划在自己户下，并且把这２４亩地又转包给了别人。
庚银项和六组村民不干了，他们知道这是王某利用职权做了违背中央土地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