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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的，肯定是宽裕户。所以她家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崔良娟长得娟秀，干活又麻利，祖上留下的宅基地也很宽敞，难免招村上人嫉妒。“文革”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６７年，村上有人喊着要筑一条“万年幸福的金光大道”，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她家后院的一垛墙，一条集体用的“金光大道”侵占了她家的宅院两米多宽，还说这是考验她是不是甘愿“走社会主义道路”。
“凭什么占我宅基地？这是我们男人家祖辈传下来的。再说你们也事先不打个招呼，既然都讲大公无私，那你们为什么不把‘社会主义大道’先从自家院里通过？”崔良娟把气出病的老婆婆送上医院后，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责问道。
“你家男人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你家不带头贡献谁还带头？要我说，别说是大队修一条金光大道占了你们两米宅基地，就是道路筑到你们院子的中央，你也该有个好觉悟嘛！”
崔良娟心里不服，第二天一早，她就告到了公社。
公社的一位干部告诉崔良娟说我们只管“革命”大事情，你这个人的私事我们没时间管，也不会管的。说完继续写他的大字报。
“这怎么能说是我个人的私事？再说我家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凭什么推倒我家的墙，占我家的宅基地？”崔良娟原以为公社都是些明白道理的大干部，哪想会碰到这样的只讲大道理而不明白民情世故的人。她气得在那位公社干部的办公室里直打转。
那时崔良娟才３２岁，在别人眼里她丈夫在外面吃“商品粮”，每月会给家里寄几十块钱回来，日子一定好过得很哩。外人哪知崔良娟的苦处，她上要照顾八十多岁的婆婆，下要拖带四个娃儿，供她们吃喝穿着上学。丈夫虽然在外，但一个男人啥事都不会料理，所以崔良娟还要时不时到太原去帮丈夫收拾收拾，尽尽做妻子的义务。那会儿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年代，你如果经常旷工，也算是觉悟问题。好在崔良娟那时年轻，里外都不耽误，不过这份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崔良娟给我讲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会儿她得一个来月上太原一次，男人三十几岁，正是需要女人热被窝的年龄，而且生活也需要女人打理。所以为了每月能上一次太原，她可受大罪了。家里孩子小，婆婆年纪大，都需要人照顾。四个女娃儿，上学的，吃奶的，排着队缠着她。而生产队里的“农业学大寨”活动中，女人们个个被搧惑得像疯婆似的，整日整夜里抢活干，不知死活，不知时间，也不知劳累。拖得崔良娟一回家就想倒在炕上呼呼大睡。但她不行，娃儿们和婆婆还等着她做饭吃呢！于是她只好支起散了架似的身子，在院子里忙碌。怪也就怪在这儿，村上的男人和女人们见这里外忙得几乎是四脚朝天的崔良娟，不仅从没倒下过，那成熟少妇的样子还越来越招人眼。有吃商品粮的男人在外工作，有热热闹闹的婆娃整天围着乐哈哈，有宽宽敞敞的大院子。农民嘛，这些就是顶好的理想了。她崔良娟全有。说不出什么道理，反正村里人觉得你崔良娟家占的好处太多，就该在什么地方作出点“牺牲”，也好让村里其他人心头出口气。
事情就这么个理，虽然摆不上台面，但有人心里头就这么想的。
崔良娟哪知道这些理儿？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嫁给上董村的张家来，就要操持好这个家，不能让张家的院子少一寸地。
但现在村里修路，没动其他任何一家的宅基地，偏偏将她家的院墙推倒了，而且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没有一种通情达理的说法。崔良娟觉得自己的男人不在家，而自己在家里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老宅基地占了一块，这份“罪孽”重啊！她找公社没解决问题，便跑到县上找领导。找县领导比找公社干部难上好几倍，更何况，那是“文革”打砸抢和揪走资派最激烈的时候。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位县长在某个地方，她便去了，可一上那儿就被几个造反派逮住了，问她干什么的？崔良娟说我家里有事找她。造反派说县长已经是走资派了，你这个女人还要找他？造反派左瞧右瞅，总觉得这个俊少妇跟当走资派的县长有什么关系。“搜！”几位女造反派，也不管崔良娟的叫嚷，把她通身摸了个遍，查出了她身上带的四根自己做的麻花。崔良娟说是自己做的，准备“上访”期间吃的。造反派不信她话，说肯定是那个当走资派县长的什么“亲信”（那会儿还不叫情人一类的词，但意思差不多），这四根麻花很能说明问题。然后又说，现在是“伟大领袖”指引下全国上下一片红的时候，你一个女人出远门搞什么上访，这本身就是反革命活动。抓！崔良娟就这么着被稀里糊涂地关了一夜。大概第二天造反派给崔良娟所在公社打了电话，才弄清了她并非是“走资派县长”的什么人，这才把她放了。回到家，她还未踏进院子，就听院内传出孩子们悲伤至极的哭喊声：“奶奶，奶奶你别离开我们呀……！”“你别走啊，好奶奶——！”
崔良娟顿时双腿一软，瘫坐门槛上。婆婆的死是与宅基地被占有关的，医生证实，当时老婆婆住院时一则气虚，二则她的胳膊有积血。前者是婆婆看到自家的宅基无辜被占后气的，后者是那次村里来人推墙时，婆婆上前阻止时被人扯着胳膊拉扯了好一阵。婆婆年岁本来就大，哪经得起这折腾。其间又听到儿媳妇到上面反映情况遇到的坎坷，这一气一忧，结果带着未愈的伤势和冤屈离开了人世。身为媳妇的崔良娟为之打击巨大，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作为张家的媳妇，在男人没在家时，自己既没守好宅基，又搭上了老婆婆的命。崔良娟这回豁出去了，她并没有马上把老母亲的死讯告诉在太原工作的丈夫，而是先找到公社干部，想用婆婆的死来换取上级领导的公正说法。公社干部一听事情到了这一步，赶紧派人来崔良娟家做工作，说无论如何先把老人的后事给解决了，其它的事好商量。我们是代表公社的，是一级政府哩！得相信我们。崔良娟是老实的妇道人家，公社干部立下的保证她能不信？在这种情况下，她才叫回丈夫，擦着眼泪将老人入了土。
可崔良娟发现，等她把婆婆的后事处理妥当后，公社对她家的宅基地问题却没有任何动静。她找那个曾经拍胸脯包她解决问题的领导，公社干部告诉她那位领导已经调走。那就找新领导吧，崔良娟不得不又从头说起，新领导说一定过问一下。可他的这一过问就没了“下回分解”。等十几天后崔良娟再去找到那新领导，人家说这事还得找村里的干部。崔良娟发现，自己磨破了几双鞋，结果还是转到了原地。
“你去上面告呀？别看生产队队长官儿最小，可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要办的事，还得最后落在我这个生产队长头上。你崔良娟脚踩的是咱们上董村的地，你就得接受咱队上的领导指挥。告状没用的。”生产队长抖着“二郎腿”，一副可以领导中央的架式。
崔良娟不服，她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没有能说理的地方。从此这位年轻的农民少妇便开始走上了一条漫漫的上访之路。
尽管那时还在“文革”期间，但崔良娟不信邪，因为她心里装着两个“保佑菩萨”：一是自己的成份是贫下中农，二是丈夫是工人阶级。但虽有这么硬的“菩萨”保佑，仍不起作用。崔良娟跑了几十回县里、省里，那时大家都在“闹革命”，没有人理会她，倒是岁月的痕迹在这位少妇的脸上留下了几道皱纹。
“四人帮”倒台后，改革开放了，农村又来了新政策，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热火朝天。可令崔良娟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后院被占去的两米多宅基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１９８２年，村上又在她家的前院门口划去一块宽３米，长１７米的地方，说是在这儿要修一条新路通过她家门口。村上的交换条件是：顺着这条线，她家的宅基地往后移动同样大的一块地方。崔良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虽然“文革”中的那档子事还没有了结，可现在毕竟是改革开放年代。那时她三个大的娃儿都在上学。四娃儿还在她怀中吃奶。丈夫写信来希望她到太原呆一段时间，好多腾出些时间为厂里技术革新多做贡献。临走时村上干部找到她，向她再次催促关于在她家门口修路和往后移宅基的事。
“这回村上事先打了招呼，我服从统一规划。”崔良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