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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我是尽我所能为他做点事，以后社会竞争越来越大，作为他的母亲，我不希望他被淘汰，我也会尽力使他少走冤枉路。也许他现在不能理解，可等他长大就明白我全是为了他好。”
打出一片好乾坤
我实在是受够了她的这些所谓道理，心里拿定了主意，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不能由她胡来，剥夺孩子自己选择的权利，把孩子培育成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什么都要依赖家长、是非不辨的低能儿。
孩子五年级时对陶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提出希望不上小提琴班，改成陶艺班。我当然不会反对，难得孩子有兴趣，而且孩子一直都不喜欢小提琴，曾多次提出不学，不过都被她
给驳回了。
这次也不例外，她马上就否决了孩子的意见，照例先搬出她那段至理名言。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以前孩子没找着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就算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她居然还这样。她这哪是为了孩子啊，根本就是不容人挑战她的权威性吗。
没等她把那段妈妈经说完，我“啪”的一拍桌子，吼了出来：“不要再说了！念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一套，你烦不烦啊！什么都是你有理！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对是怎么的？这次你说什么也没用。孩子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要拉小提琴你自个拉去！”
她当时一下愣住了，停住没再往下说。等到缓过劲儿来后，她冷笑一声：“哼！说不过就犯浑了啊？还不知道原来你嗓门这么大呢！声音大你就有理了啊？还要不要再拿个锣来敲敲？要不借个喇叭给你也成啊？好歹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跟泼妇骂街似的！”
也不知是不是那天太热，我当时这火“腾”地就上来了，脑子有些发蒙。我把孩子一掌推进房间关起来，对着她顺手一巴掌就挥了过去：“老子今天还就犯浑了，怎么着？！”
啪的一声脆响，她半边脸当时就红了。她捂着脸怔了半晌，才哆哆嗦嗦说出句：“你打我？”
我跟着又是一巴掌：“就打了怎么着？今天就打你了怎么着？你不是能说吗，你再说啊！”
她的眼泪哗地下来了，一手指着我，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畜生啊！我怎么嫁了个畜生！”说完站起来就往外走。
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就像疯了一样，不知道心里哪儿来的那么多怨气，争先恐后地往外涌，憋得人难受。我一伸手抓住她衣襟，把她从门口拖了回来，然后劈头盖脸地打了下去。听着她的尖叫，看着她在我手下翻滚，我眼里的一切变成了红色。她挣扎着踢我，长长的手指甲在我脸上抓出了一道道口子。我脸上的刺痛没有让我清醒，反而让我更加丧失理智。我骑在她的身上，抓住她的头发使劲抽打着她。每打一下，心里就痛快一点。
“我叫你不准我玩儿！我叫你逼我做作业！我叫你撕我借来的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把自己和孩子给完全重叠了。
是孩子的哭喊声把我唤醒的。
她衣衫不整地半躺在沙发与茶几之间的地上，一脸一身的血，已经晕了过去。那一头曾经让我爱不释手的长发被我扯得七零八落。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手会有那么重。
我把她送进了医院。她伤得非常厉害，断了两根肋骨，多处软组织损伤、皮下出血，差一点造成血胸。
看着她躺在病床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满是瘀伤，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反复问自己，这就是我要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会走到这一步？十几年的夫妻，为什么我非得这样对她？吵架就吵架吧，不是常有人说吵架不过是种沟通方式吗？我这到底是怎么啦？
这十几年的日子水一样从我心里流过，我渐渐开始怀疑，我们之间的争吵真的是为了孩子吗？我们要真为了孩子好，怎么会不考虑孩子的承受能力、不考虑孩子的心理自以为是地各自教着孩子完全背道而驰的所谓做人的道理？我不停地指责她的教育方法有问题，难道我就是绝对正确的？她眼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和我眼中的她一样？如果在我动手之前，不，在我们每次吵架之前，我能够站在她的立场上去想一想，一切应该都可以避免吧？
然而，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谁也不能重来一次。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并没有提出离婚。
当她跟我说她不打算离婚时，我简直惊呆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我把她脑子打坏了！医生不是说她头部没问题吗？他妈的全是一帮庸医！
你别笑，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那时的样子和她跟我的话。她躺在病床上，带着点儿微笑，看着我，声音很低：“我很清醒，我已经想了几天了。在孩子问题上我确实太专断了一点。”她停了会儿，接着说：“你知道吗，打我的时候，你哭了，哭得和咱们儿子一模一样。”
那一刻的她，对我而言，就是救赎我的圣母。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忍不住会怀疑，这一切真的是存在的吗？会不会只是我的妄想？会不会是我把自己带入了肥皂剧？
这也是一个肥皂剧故事吗？
马延笑了，笑得无比幸福。
看着他的笑脸，想着他的故事，我也忍不住笑了。原来幸福的家庭也各有各的幸福。
打出来的恩爱：瓢盆磕碰赞美诗
打出来的恩爱
这是本书中惟一的采访时男女双方都予以配合的案例。
周显瑞与妻子刘红梅结婚多年，但两人的故事却为人津津乐道。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满脸羡慕地提到周显瑞夫妇打闹之后反而百般恩受，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在一个周日的下午赶到显瑞维修连锁店，见到了结实的周显瑞与他清瘦的妻子刘红梅。与以往的采访不同，女主人刘红梅并没有回避，客气地招呼过我之后，也面带微笑坐在了我的对面。
说来你不相信，第一次打老婆，是我们正式领完结婚证后的第二天的晚上。人都说新婚甜似蜜，可我除了享受新娘的气之外，还得在外人面前绷面子，装出一副幸福相。从她爸把她交给我的那一天起，她甚至从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洞房花烛之夜，她只给了我冷冰冰的一个背影。就好像老子欠她们家几百吊似的。
啊呀！你掐我做什么吗？你说什么？叫我不要讲粗话？好好，老婆我接受，不讲粗话！哪个牛卵子里出来的再讲粗话……哎哟！（这时瘦弱娇小的刘红梅又开始掐敦实的周显瑞）我知道了！我坚决不说了——哎，我说红梅，你别坐在这里，不是我不要你听。下面的话少儿不宜，嘻嘻……你莫瞪眼吗，我们的事情，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不会编些话来骗人家作者同志的——去去，给作家同志弄点香嘴的来，我边吃边聊。（红梅抿嘴一笑，瞥了他一眼，起身离开，这时，周显瑞压低了嗓门）其实，我开始追的是她的四妹，这事她也知道。不过她在场我不好旧话重提，免得她疑心我对她四妹贼心不死。
姐妹转手
我和红梅认识已经有5年了，我们不是一个乡的。因为我爸是老师，工作经常会有调动。年轻的时候就曾在她们乡里当过小学教师，她的大姐是我爸的学生。她们家离学校非常近，她爸爸又是乡里数一数二的包头大老板，更巧的是她爸爸和我妈妈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所以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很不错，两家长辈之间走动得很勤。
1992年春天我爸又被调到她们乡，任学区主任，那一年我们全家人都跟着父亲搬到了学
校住。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她们全家人。我念初中时父亲正好是中学校长，到了初二我的成绩并不是很好，父亲想让我考个好学校，想让我把基础打得更扎实一些，居然让我降级到初一，从那以后我的成绩是一降再降，还迷上了无线电，把家里的收音机拆了装，装了拆，乐此不疲，后来就不肯再上学了，硬要父亲送我去学无线电修理。那时，我22岁，连个初中都没有毕业，跟人到广州的电子厂里打工，因为懂无线电，有技术，在厂里人缘又好，后来居然混了个工程师，那都是后话了。
我并不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经常会偷懒、旷工。打工的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但我不喜欢待在外面，我怀念家乡，怀念那些狐朋狗友。1992年夏天，我辞职来到了父亲的学校。因为无所事事，我经常在大街小巷里闲晃悠，最�